壹：光武“度田”与东汉的财政内功
每一个“非禅让”的王朝末年，崩盘基本体现在哪上呢？
基本体现在财政上。
能征上来的税越来越少，花出去的开销越来越大，消耗你的势力越来越多。
最终，王朝破产了。
东汉的最终覆灭，也是如此。
前面我们说了东汉的军事开国、冰期和外交、官僚仕途组织、外戚、士族与宦官，基本上将这个普通人学历史时非常容易一句话略过去的二百年的全部维度囊括全了。
这一战，要说说它最终走向解体的财政问题了。
前面我们很多章详细说过刘秀版的“杯酒释兵权”，刘秀给了云台将等革命元老们绝对认可的物质回报，兑现了他们当初参加革命的原始股份。
一个个星宿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成为了当地的最粗大腿，也成为了当地的最大“割据”。
他们把控了当地的仕途，进而把控了当地的方方面面。
这个把控，其实有别于西汉后期的豪族把控地方。
西汉后期的豪族势力，着重于通过隐匿土地和人口达到壮大势力。
东汉后期的士族势力，着重于通过把控地方仕途和地方盐铁分红以及宗族土地达到世代门阀。
总体来讲，最大的区别在于东汉比西汉的豪族更有钱，但东汉政府对人口账本更较真也更严苛。
上一章中我们详细的阐释了刘秀对皇权不下郡的地方官僚机构大撒把：
生在中央士族的孩子，你将来就是中央的官。
生在地方豪族的孩子，你将来是地方的官。
生在平民老百姓家，你就干一辈子活儿吧。
豪族阶级不仅垄断了阶级的流通渐渐的变成了士族，他们对于国家的影响不仅于此。
总体来讲，士族势力和东汉政权犹如逍遥派的内功。
士族官僚系统在，则东汉在。
一旦士族集团（内功）最终在被太监集团一刀砍下历史舞台后，东汉政权（无崖子）这个肉身也就迅速“功散人亡”了。
成于斯，亦败于斯。
皇帝与士族互相之间，都没有想象到，自己对于对方有多么的重要。
刘秀是个非常有福的皇帝，他不仅走哪哪拥护，他在位的时代，还赶上了中国科技的又一次阶段性大发展。
还是在冶铁上出现的技术革新。
刘秀老家的南阳太守杜诗同志在冶铁上发明了“水排”。
这个“水排”可以简要理解为利用水利进行冶铁鼓风的工具，它通过利用水力转动鼓风设备向铸铁炉里压送空气。
这样的鼓风机劲儿更大，因此炉缸和炉身也能变得更大，能批量冶制的金属也远远比过去的“人力鼓风”和“畜力鼓风”要多的多。
过去“马排”用马一百匹冶铁一百二十斤；改用水排，在同样的时间内，可以冶铁三百六十斤，功效提高了三倍。
一百匹马费半天劲不如这个水利机器的三分之一。
这是咱们中国一世纪就在南阳平原开始大批量推广使用的技术了，而欧洲到了十四世纪时才大规模的推广水利设施。
极其重要的核心行业冶铁业再次出现产业升级使得铁器的质量和产量开始攀升，与此同时成本大幅下降，由此各行各业开始绵延受惠。
最大惠及的对象就是农业，农具的质量和产量开始再上新台阶，农地被越来越好的精耕细作。
与此同时，黄河百年难见的改道泛滥和农民起义也打乱了原有的人口分布，四川、湖北、湖南、江浙一带的人口开始变得密集。
人们不再仅仅局限在黄河这条母亲河，人们发现长江流域的空地更多，而且这条河的脾气明显好很多。
原有的人口大州压力下降，南方开始了大开荒，耕作技术也开始普及与提升，上一次冶铁业大升级，使春秋时代转向为战国时代，但这次宏观的一切利好到了刘秀那的最终报表却并不好看。
这次听到的都是好消息，那红利呢？
公元39年，刘秀决定对自己打下来的这份家业摸次底，开展了“度田”的户籍和田地的整理工作。
天下大乱几十年，许多户籍土地记录已经损毁，再加上之前的豪族社会一百年，天下的户籍和土地已经完全变了样，他家本身就是南阳豪族，他最知道他们家是怎样把地都摁下了，他下令做一次严格的土地和户籍清理工作。
注意，他只是想要心中有数，他没敢实质性的咋地。
但他得到的回答是：有特么什么数！稀里糊涂挺好！
一般来说，刚刚开国的时候，皇帝在推政策时都是比较顺畅的。
但东汉开国却成了例外。
刘秀没想到，这项工作竟会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要么政策推下去就石沉大海了，要么报上来的数据根本不能信。
比如时代发展了好几百年了，许多郡县报上来的土地咋比秦初统计时的还少呢？
而且之前的土地记录中还有好多高产量地，咋到了今天就都是盐碱地呢？他那里没有黄河呀？
不可能越过越回去啊！
地都哪去了呢？
后来，刘秀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书牍，由此拉开了光武朝唯一一次内部矛盾运动的序幕。
一个陈留的小官员的书牍上写着：颍川、弘农的情况可以查，河南、南阳的不能查。
刘秀很好奇，查问那个官员，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从街上捡到的。
刘秀作为人精是明显不认可这个回答的，后来的明帝，此时还是东海王的12岁小朋友刘阳在旁边对刘秀说：这是郡里面的官员给丈量土地的办事员的命令，河南是首都，陛下的近臣都在这儿，南阳是咱老家，同样都是陛下的近亲。
这两个地方肯定问题大，但又谁也惹不起，所以肯定不能查。
这哪像个12岁的孩子，要不人家将来能接的住他爹留给他的那么一大摊活儿呢。
刘秀大怒，连忙派人成立专案组严查，渐渐的发现了“度田”带来了诸多问题。
比如隐瞒不报的，比如把好地说成坏地的，比如说藏匿人口不上报的，土地问题使刘秀处理了十多个高官，你比如说著名大老虎，八世为博士，世授《尚书》的司徒欧阳歙就因为以权谋私，测量田亩时作弊被刘秀明正典刑的干掉了。
这也充分的说明了这帮“道德模范”们的“公”和“私”分的很明白，“教学”和“实践”也看的很通透。
很多道德模范们都是能够在理想与现实中无缝对接，自由切换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此时就已经出现诸生千余人为欧阳歙老师求情的现象了，刘秀将它看成了显示自己铁腕坚决的打黑背景，但却没有想到一百年后士族集团会发展出多么汹涌的一股力量。
在刘秀的“中央打黑”行动中，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等十余人被先后干掉。
但是，刘秀干掉的基本上都是京官，在洛阳地区看上去很牛，但到了地方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后世在谈论“光武度田”时有两个论断：
第一种论断是没成功，刘秀怂了。
因为后面史料显示，大量的地方豪族开始结成联盟，抵抗地方郡守和中央特派员，甚至组建了当地的武装力量，上面的人一下来，就被这个地方联盟暗杀，郡守派军队来打黑，又全都变成良民，军队一走，马上再次铁板一块。
豪族们对于中央丈量土地户籍的对抗如同星火燎原般的拓展开，最严重的是青、徐、幽、冀这四州，河北山东的豪族们反抗力尤其强大。
刘秀渐渐感到了当年王莽的那些潜在威胁，当年王莽要革自己人的命，结果被刘秀带着豪族把自己命要了。
40年冬十月，刘秀在推行“度田”政策后一年，派使者下到各个郡国，颁布了群众斗群众的司法条令，允许抵抗“度田”作乱的盗贼们互相检举揭发，盗贼中五人共同杀一人的，剩下四人免罪。
州郡县的牧、守、令、长等长官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有盗贼作乱而没有抓捕本该论罪的，现在都不作失职论处；官吏中所有拖延、回避甚至放纵盗贼的都不予以追究；仅仅以捕获盗贼的多少来作为考绩优劣的依据，只对隐瞒、窝藏盗贼的官员才给予定罪。
这个政策出台后，各地迅速安定下来了，然后出现了太平景象，所谓“自是牛马放牧不收，邑门不闭”。
有一些解读是光武对地方官僚妥协了，“度田”这事从此黄了，所以各地迅速歌舞升平了。
第二种说法是成功了，深入人性的群众斗群众政策使得豪族内部开始出现猜疑，地方豪族看到刘秀来真的下狠手后怂了。
因为《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到质帝时期比较详细的户口数，比如顺帝时期“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户数和人口数非常详细。
再结合梁方仲老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的详细资料，比较有理由相信，东汉在对土地，尤其是人口方面把控的还是比较严的，各地的人口户籍非常详细。
而且东汉历代的人口、土地资料也比较详细，并没有明显出现断档。
如果东汉自刘秀开始就大撒把了，后世的政府账本应该是不会出现人口的继续增长的；
土地自和帝后虽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减少，但随后的几届儿皇帝时期，全国土地亩数却基本上保持了平衡，梁冀时代甚至出现了人口猛增的现象。
由此基本可以推测，刘秀将“度田”政策变成了一项每年的日常工作，并进入到了官僚的考核阶段。
到了明帝时期，由于明帝沿袭了老爹严酷吏治的刚猛套路，甚至出现了官员为了防止自己被扣上不尽职的帽子而在“牛疫、水旱，垦田多减”的灾年仍然按照曾经的账本申报的现象。“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
刘秀最终对土地和人口的执著，在于他对豪族看的比较通透。
豪族最可怕的地方在于通过大量藏匿人口形成的私人武装。
你豪族可以享受地方上的土地佃租，但你该交的税是要交的；地方上人口该服的徭役和兵役还是要服，我四个县四个县的封给你们，但你们不能完完全全的今后就跟我脱离关系了。
那豪族们是怎么被刘秀乖乖按躺下了呢?
主要是三方面：
分红有渠道；上升有考核；不服有军队。
1、分红方面：刘秀从中兴开始，就非常大方的将真正来钱多来钱快的盐铁专营都下放给各郡县了。“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
2、上升方面：“度田”的数据和相应每年上缴的赋税作为地方官和功曹属吏的重要政绩考核项。
3、强制力方面：各地方郡国太守掌地方军权，太守不是本地人，刘秀在急眼后可以派外地太守对当地进行武力镇压。
刘秀取消了郡国都尉这个地方军职，将军权给了太守，由于当地的实际政权是归属“功曹”为主的地方豪族的，所以地方的军、政双方有一个相对的制衡。
光武对盐铁等真正来钱的渠道选择了闭上双眼，但每年对人口和土地的账本以及所该交的赋税敏感异常。
这其实和前汉武帝相比走了一条相反且看似受累不讨好的路。
武帝在搞了一大堆财政创新后最终在“货币”和“汉企”上加大了抽血力度，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自己各种宏图伟业上马。
但这实际上也是“天下户口减半”的真正原因。
老百姓们活不下去了投奔了地方豪族，而你在大搞“汉企”和金融后却渐渐开始瞧不上费劲不讨好的农业税，继而各地哪怕土地人口的账本开始萎缩中央往往也并不着急。
因为“汉企”和“货币”来钱足够多。
但这就好比美国玩惯了“金融创新”这种高端来钱的手段后，开始看不上自己当年世界工厂山姆大叔般挣钱的辛苦了，等几十年后再回过头来，发现自家的制造业再也复兴不起来了一样，西汉后期的大规模豪族化也跟地方的人口土地账本丢了又巨大关系。
等你再想土地人口的时候，各地的豪族都已经变成了能拉出队伍的地头蛇了，你根本组织不起如此巨大的力量。
到了刘秀这，他活的似乎更傻，因为他并不纠结更来钱的“汉企”和“货币”。
这些好挣的钱，他作为对地方豪族的分红了，但对于土地和人口的账本他坚决异常。
刘秀放弃了对金融工具的追求，而是夯实了对封建王朝实体经济的基础。
只要土地和人口的账本始终在国家层面上抓着，地方豪族哪怕再有钱，我中央在想平你的时候，永远能够把人员调动集中起来去以全国敌一隅。
“度田”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三个方面：
1、国家太平日久无战乱不需要保护家宅；
2、家族每年分红巨大来钱容易对藏匿人口的小打小闹看不上；
3、上升通道清晰跟公务员晋升挂钩，外地出身的郡守每年更新土地和人口账本及上缴赋税作为上升的政绩考核；地方“功曹”如果想举“茂才”和“孝廉”需要再吏治上有成绩，要不面试时候不好看。
无压力，挣大钱，所以各地豪族对于藏匿人口和土地的意愿也就并不强烈。
在武帝、明帝两届政府铁腕执政、皇帝总控人才选拔机制、三公进行政绩考核，地方郡守和豪族默契配合以及有序晋升分红后，基本可以判断“度田”制度算是比较成功的。
也正因为前期对帝国的土地和人口进行了计算与丈量后，明帝才能够派出王景去一年安澜了黄河。
没有对土地的详细前期摸底了解，没有各地郡县的徭役动员报表，王景是很难在一年内完成如此浩大高达百亿的工程的。
通过“度田”和“公务员晋升机制”这两条线，东汉政权基本完成了地方势力上由重视藏匿土地和人口发家的“豪族”到重视仕途发展和汉企分红的“士族”的转型过程。
贰：遍地妖魔
东汉财政内功的这套“度田”的制度和“东汉公务员选拔制度”作为东汉的两条统治主线其实在对皇帝的要求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套“度田”的制度对皇帝的要求并不高，它对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要求倒是挺高的。
由于它是国家唯一指望的上的财政来源，所以国家对这块肉盯的非常紧。
尤其当士族集团开始逐渐站稳脚跟并开始自我运转，他们实际上和东汉政府是一荣俱荣的，那些维护这个政权的钱都要从土地和人头上来出，所以各地每年对地方人口和土地上的监督与考核也并没有堕政到哪里去。
由于每年都要报账本，所以每年的变化是不能太大的，这也客观上导致了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已经把控盐铁好处的地方因此并不会做的有多过分。（这方面可以参看文帝取消农业税时的弊端：第二十五战：七国之乱（3）土地问题）
自和帝后，基本上每朝的土地和人口是稳定持平的，由此也看出来“度田”这活儿有一个惯性的好处，即便你地方上吃掉了自然发展和铁器普及的时代红利，但你最起码得说的过去不能让账本越来越薄。
倒是公元157年的桓帝人口居然比十年前多出来了一千万，那时当政的是著名大混蛋外戚梁冀。
好幽默啊。
在146-157这十几年间我特地查了查，像“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夏，蝗”、“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这类的大规模天灾并不少。
这种大环境下，十年是不可能突然蹦出来一千万人的。
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梁冀这位威猛外戚不光忙着给自己捞了，他帮国家也没少捞。
他代言的皇权下，当政清查出了自和帝之后近50年的人口隐匿。
所以这位顶级混蛋某种意义上对东汉政权还具有着“中兴”之功，你说士大夫集团书写的史书是不是得辩证两面的去看呢？
形成比较的是，如果你中央想动盐铁，地方上则会形成极其坚决的抵抗。
章帝时期基本解决了北匈奴的边患问题，不过此时非常困难的财政困境已经让章帝很难受了。
因为跟游牧民族打仗要用钱的，但家底变得只剩下土地人口税了，王朝财政的弹性严重不足，没有办法的章帝想起了祖宗时的国营套路，为了解决战争经费，章帝试图恢复国家盐铁专营制度。
但是，章帝根本推不动这个政策。（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
最终灭掉北匈奴的方式，是通过小冰期下的民族雇佣兵政策多快好省的奇迹完成了，但是章帝一死，窦太后马上将盐铁专营制度马上被废除了。（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
自和帝开始，东汉陷入了长达八十年的儿皇帝怪圈，在和帝一朝搞定北匈奴后，东汉同时又开始出现了长达六十多年的羌乱，最终总花费达到了560亿钱。（羌乱下一战会详细讲）
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笔军费相当于东汉近十年的财政总收入。
东汉的财政收入每年大概是60亿钱，因为抄梁冀家拍卖后收入了30亿税，然后史载：“用减天下税租之半”。
这六十年中，即便面对这一波波的羌乱，东汉政府也再也没动的了“汉企”的这块蛋糕。
你打的是“国仗”，跟地方有什么关系！
东汉政府只能在“死工资”之外，干了很多卖官、减工资，借田租，卖国债这类饮鸩止渴的事。
到了公元163年最后一次爆发羌乱的时候，桓帝再次给百官降工资（减公卿以下奉），再次从王侯手中借一半的田租（貣王侯半租），再次开口子售卖官职（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之前都干过）
但是，连续六十年大乱后东汉还没有破产，桓帝还可以这么干，是因为祖宗时的国家账本拿到现在基本上还能用，这百年来士族集团的吏治并没有大幅度滑坡，所以东汉在打了一针又一针的杜冷丁后，还能站起来把一系列坏分子扫平。
168年，桓帝习惯性早崩后，最终要两汉命的灵帝继位了。
“桓灵二帝”虽然在历史上是能挂上号的败家组合，但桓帝说实在的只能算一般昏庸，虽然他好女色，打击骂他卖官用太监的党派，但他总体来讲也是没办法。
他不用太监就从梁冀那里抢不回来权力，他卖官加税弄来的钱还是大半都用在了国事上，尤其羌族人民没完没了的各种折腾，最终长达六十年的羌患也是在他死后不久就彻底剿平了。
没有桓帝一朝的回光返照，就不会有169年段颎的终定羌乱，羌乱在段颎高达一百八十余战的屠杀后终于被削平，灵帝上台时，按说天下的形式已经比自己的上一任好太多了。
公元168年是东汉非常转折点的一年。
因为党锢之祸在这年被彻底爆发扩大化了。
如果桓帝不死，第一次党锢之祸处理二百多人后士族集团和皇权会再次归于平衡，东汉这架破车也许还能再坚持个几十年。
但随着他死后，士族集团在皇权角逐战中整体被打倒，宦官子弟和各种关系户们开始下放到地方，东汉政权在财政上赖以生存的“地方吏治”彻底崩塌掉了。
由于士族集团树大根深，很多地方公务员也被牵连免去了公职。
因此，像“度田”这种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被大规模的忽略荒废了。
由于地方士族突然间失去了仕途的通道和位置，地方上的一系列生态系统失去了祖祖辈辈的保护人，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地方良性自治”戛然而止了。
越来越多的阉党开始变成妖魔鬼怪下放到地方，然后开始了涸泽而渔的横征暴敛。
这就好比上百年牧民管理下生生不息的草原在突然间被承包给农民后几年就被啃秃了。
草原被祸害的超过自我再生能力后将陷入沙化循环，即便数十甚至上百年的都无法再恢复。
当失去了长远考虑的“未来与希望”后，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想法永远都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
大汉这个四百年的老先生曾经被龙珠救活一次。
时隔一百五十年后，终于在又一次内部崩溃疗法后，免疫力大厦被彻底轰塌了。
太监集团作为获胜的癌细胞开始由东汉的中枢器官迅速扩散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刘老汉终于回天乏力了。
地球的龙珠毕竟只能救活一次。
每到王朝末年，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大规模的贪污腐败问题。
这个腐败问题，甚至会形成一套明码标价的潜规则。
好的王朝政治是：派你去当什么样的官，然后每年往各个环节去打点多少人，每个环节打点多少钱，都有一定之规。
坏的王朝政治是：我当什么官大概多少钱，我把这官承包后，每年挣多少钱自负盈亏。
不要笑，前者真的是好的王朝了。
因为前者有底线，后者无底线。
比如说，东汉前期，皇帝和高层领导经过充分酝酿，派你去南阳当官，好地方，有钱有人有粮，你走的时候要去三公府拜别，送礼。
每年要定期给三公和相关领导送礼；要定期给宫里太监送礼；要定期给尚书台官员送礼。
少一个环节，你往往就容易飞来横祸。
这个在古代政治中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当年并没有现在能够“阳光”的客观条件，这些官僚消耗都是属于可接受环节的，毕竟哪朝哪代基本上都没看见官员们穷着。
好的王朝政治，是三方都体面：
1、皇帝收大头，然后用到国家建设和皇族开销上；
2、官僚机构分红一部分，都过着体面的生活；高级士大夫不用为钱发愁天天有功夫忧心国家百姓；
3、基层公务员每年固定较高收入，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的把基层工作干好。
国家这架大机器在顶层、中层、基层的全部体面下顺利的运转起来，抵御天灾和兵火，让王朝良性延续，让百姓安居乐业。
啥时候只要看到了高级官员拿钱就能买的时候，这也就基本上标志着这个王朝的官僚结构已经彻底朽塌了。
因为这预示着，皇帝对国家财政已经彻底失去控制力了，只能靠分红的形势去涸泽而渔了。
自打党锢之祸士族集团被宦官集团彻底打倒后，东汉这架老爷车就彻底完蛋了。
因为，不仅仅是宦官子弟们开始横行天下，更重要的是，钱成为了评价进步的唯一标准。
士族集团在的时候，所有的官僚体系是错综复杂但又井井有条的。
你家的老家是哪的；你是谁的关系；你才能如何，岁数多大；你是否有资格进入高级梯队培养；你这人是否上道，将来我的后代能否托付给你去进入官场···
整个官僚体系会进行非常综合的评价与排名，总体来讲，由于士族集团有家底，有未来，往往就会比较规矩，不会涸泽而渔。
我们追求的是“四世三公”，是“世代两千石”，才不是给羊薅秃了的暴发户！
相反谁要是敢破坏士族集团的规矩，谁就会被整个士族圈子所不容，仕途堪忧，回老家也会受排挤，甚至会被扫出这个圈儿。
但是到了太监这，规矩就变了。
我本身就没有未来，即便属于立功的大牛太监，过继了后裔，往往在地方上也没有关系。
太监们在未来的论资排辈上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他们因此不会看重官场上的潜规则，再加上由于天天在皇帝边上，身边更是阴险毒辣到极致的“刑余之人”，所以太监们普遍是“短视”的。
太监们往往是今朝得势今朝捞，一锤子买卖的只认钱。
在皇帝很牛或者成年健全时，太监们往往在官僚系统上兴不起什么风浪。
因为他本身依附于皇权，皇帝控股后就没他什么份了，而且外面会有官僚集团制约他，比如你的关系户们总归要被官僚系统监督跟年底考核。
但如果皇帝还小，而且官僚集团被彻底清盘后，太监们基本上就无法无天了，东汉的官僚机构开始迅速的走向不可逆的崩溃。
我的亲属要下界去鱼肉百姓，所有走我门路的官僚每年要跟我定期分红。
因为官僚机构中的所有人都开始在太监的规则下搞承包制。
每个人都开始将暗中的事摊在明面上堂而皇之的去肆无忌惮的做贪官，贪够了地方的，交够了太监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我不洗劫下一任地方官也会洗劫，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当国家的监察系统最终是太监拍板时；当这个国家的官僚机构再也起不到制衡的作用时，这个政权基本上也就到头了。
176年，当永昌太守曹鸾开始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时，灵帝选择了推波助澜。
曹鸾被处死，与此同时灵帝下诏再次清查党人，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
东汉的末代皇帝选择了继续放飞自我，爷不活了。
此时此刻，放眼望去，神州大地遍地吸血蚂蟥，“破窗效应”使得东汉政权开始迅速崩塌下去。
178年，长大后的灵帝开始眼红太监，然后创新性的在这一年开设了“西邸”机构，官方公开出卖官爵，按照官位高低收钱多少不等：二千石的官卖钱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卖钱四百万，哪怕是有德行有才能当选的也要出一半的钱，或者至少出三分之一的钱。
不仅明码标价，买官方式还进行了金融创新。
很多靠才能当官的人如果家里出不起这份子钱，可以上任后分期付款，但钱数要加倍。
不仅笑贫不笑娼，连良都开始逼成娼了。
灵帝不仅卖官收入场费，还定期收会员费，逼着各郡、国向朝廷进贡帮他收集天下的各种奇珍异宝。
到后来中常侍吕强看不下去了，对灵帝说：“普天之下的财富，都归陛下所有，难道有公私之分吗？现在，中尚方广敛各郡的珍宝，中御府堆满天下的丝品，西园里收藏着理应由大司农管理的钱物，骥厩中则饲养着本该归太仆管理的马匹，征调越来越多，百姓越来越少，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灵帝表示你快哪凉快哪呆着去。
180年灵帝下令兴建圭苑、灵昆苑，在后宫中搞商业街，让宫女们行商贩卖，他自己穿上商人的服装与行商的宫女们一起饮酒作乐玩角色扮演，遛的狗头上戴着文官的帽子，身上披着绶带。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很多末代之君，都是妖孽。
灵帝这个大汉的末代法人就是顶级妖孽。
灵帝作为整个大汉政体的最后一个毁灭者通过对官僚系统的明码标价和玩命压榨使得国家机器终于迎来了压死骆驼的最后那一棵稻草。
公元184年，这个最终导致东汉政府权力解体的稻草压上来了。
这捆大稻草，史称“黄巾之乱”。
叁：东汉末年太平道突然裂变的原因
公元183年，天下各地开始流传着一句朗朗上口的话：
“苍天已死，黄天将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秉承着东汉自开国时就如此直白的“谶语”风格，这句话同样非常好懂：苍为木，黄为土，五行中的相生关系是这样的：“金水木火土”，而不是我们常说的“金木水火土”。
木完了之后是火，火完了之后是土。
当时的大汉，众所周知是火运。
这句话比较机灵的避开了争议字眼，而是说：木德被干死了，现在土德要立摊子了。
言外之意，你火德该边呆着去了。
这是上半句，下半句更好懂，“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甲子年天下就该大吉大利了。
此时的183年，是癸亥年，六十个天干的最后一个。
转年就是甲子年。
这句话连起来，就是土运将在明年大放光芒！
中国历史上，首个宗教性质的反政府武装上场，这个宗教我们很熟悉，是道教。
东汉是个在宗教上非常综合发展的朝代，在思想上发展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儒教”开始在东汉的癫狂后进入了阶段性的反思，后来另外两个贯穿中国两千年的主体思想也全部在东汉登陆生成。
“儒释道”中的“释”和“道”。
前面我们说过，佛法在公元67年东渡中国，神州大地首次普照佛光。
佛教的出现让东汉的民间开始思考并产生了巨大的借鉴性意义：
当一种思想变成宗教，在传播和日常维持上就可以极大地将成本降下来。
如何将一种思想变成宗教呢？
明帝时登陆东汉的佛法告诉世人，宗教需要有创始人、教义理论、信徒组织、信仰仪式和最高智慧。
比如释迦牟尼佛；佛法理论；佛教信徒与佛寺；拜佛诵经坐禅和大彻大悟。
创始人为教徒提供信心与榜样；
教义理论为教徒们提供做人准则和行为规范；
道场组织为教徒们提供相互认同和信仰合力；
信仰仪式帮助教徒们增强正向反馈和世俗地位；
最高智慧是教徒们奋斗皈依的终极目标。
其实此时的儒家，也变成了儒教了，只是被包装的比较隐晦。
创始人是“高祖”，现任教主叫做皇帝，教义理论是天命和三纲五常乃至“刘秀发兵补不道”的谶纬学说；信徒组织是官僚集团；信仰仪式是文谏武战征税基建；最高智慧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本土的体制外宗教思路在“儒”和“释”的连续刺激下开始融会贯通。
教主是老子，阴阳五行是理论，广大人民群众是未来的信徒，练功符咒是信仰仪式，最高智慧是易经和道德经。
道家学说，因此也在东汉中晚期完成了巨大蜕变。
它由道家，变成了道教，成为了我们华夏本土的自生型宗教。
你可能会问，道家和道教有啥区别呢？
道家是理论，是指导思想。
道教则加上了修炼属性，你可以成仙了。
道家学说最早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一，著名道家大宗师老子写出了《道德经》，短短五千言说透了人与天地间的关系。
好的思想是禁得起历史的推敲与考验的，道家学说就是这样的，西汉初期的盛世就是黄老思想下主导诞生的。
到了东汉，道家学说渐渐发展演变成了以“道“作为最高信仰，奉太上老君（老子）为教主，大量神仙搭建起内部结构，以《道德经》等为修仙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个本土宗教。
具体成仙的方法有服食仙药与外丹，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积累功德等。
在儒、释、道的三家相互借鉴发展过程中，很多内在的核心被互相共通的认可了。
道教教导人成仙的最重要一条，是积累功德，也就是做好事，做好人。“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这和佛教的“慈悲”与儒家“仁爱”都是一样的。
好的宗教与思想，都是教你做好人，我们的“儒释道”都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很多邪教，甚至出现过很多次“正教”被“邪师”带偏去谋私利的历史。
评判一个宗教的“正”与“邪”，（这里讨论的是“宗教”，不是“主义”、“思想”与“政党”）有两个评判标准：
1、“正教”是教导你关注自己内心的善恶，“邪教”是教导你关注如何改变别人的善恶。
2、“正教”是教导你只能改变你自己，“邪教”是教导你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宗教这个社会群体天然带有三个特殊属性：
1、它的运营成本极低。
2、它的人力与融资来源极强。
3、它的行动力和执行力超级高。
这导致好的“宗教”可以让人勇猛精进的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榜样，然后引导别人去向你学习；
而别有用心的“宗教”则可以利用成本与行动力的优势去鼓动教徒去强行改变社会的现有规则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或“义正言辞”的个人目的。
前者降低社会成本；后者增大社会成本。
宗教由于带有信仰降低各方面运营成本的属性。
如果宗教组织被导向到了宏大的社会愿景和远期目标以及社会不满，就是启动恐怖齿轮的开始。
整个宗教组织会自我启动狂热齿轮，然后越转越快，越转越偏激。
到最后，所有人都会忘记自己的初衷，所有人都会不知自己都干了些多么可怕的事情，沦为最上层教会领导的牺牲品。
说到底，几乎所有传承千年的宗教本真，都是殊途同归的叫你修自己的那颗心。
我们活的是自己和家人，千万别被人蛊惑。
（写所谓的“正、邪”属于受累不讨好，总体上是希望能帮助到一些人生观尚未形成或出现困惑的朋友，不再做更深的讨论，希望每个朋友都能活的自主且尊严）
道家在逐渐演变成道教的过程中，有一本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本书叫做《太平经》，也就是《三国演义》中大名鼎鼎的《太平要术》。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是相传由神人授予方士于吉（被孙策所杀）的东汉道教太平道典籍，成书于东汉中晚期，170卷。
《太平经》内容博大，涉及天地、阴阳、五行、十支、灾异、神仙等，堪称道家的百科全书。
这部经采用的是问答题，这和佛经很像。
佛经一般是弟子请法，佛陀回答，这部《太平经》也是如此。
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主要构筑了道教的思想与体系，确定了太上老君的教主地位和各种各样的神仙构成。
第二方面是提出了治国的统治技术，这是全书的大头，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以“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学说为治国方针。
提出了“天人一体”，人的所作所为是可以影响老天的，皇帝官员你在底下胡来老天是会降灾的，乱来得病，胡来天灾，胡搞亡国。
而且在这里，道家开始高度提倡儒家的伦理道德，并通过神的权威劝诫警告昏君和贪官，提出了以建立人人劳动、周济贫穷的平等社会为目标的太平思想，这也是《太平经》的名称由来。
第三方面，是劝善思想与报应理论，提出了“承负”的善恶观。
祖宗没完没了的胡来，后辈子孙就受灾，前人为“承”，后人为“负”；如果前人各种各样的积福，那么后人就各种各样的享福。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感到了“儒释道”三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比如行文方式类佛经的“问答体”；
比如太平经中对于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
比如佛家讲“三世因果”，道家讲“三代承负”···
佛家的“三世因果”告诉你做好人会影响自己的今生后世，道家的“三代承负”告诉你做好人会德被子孙。
总之，这部经的重头戏，大规模是劝人向善的好思想。
但它后来咋和张角的黄巾起义扯上关系了呢？
在于它的第四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教你咋修炼。
总思想是通过修炼将“形”化为“神”，提出了辟谷、食气、服药、养性、返神、针灸、占卜、堪舆、禁忌等辅助修炼手段，书中还有丰富的中医中药知识，并将符咒作为了治疗的一项重要手段，服符诵咒能够驱邪求福、治病长生。
这第四个方面，其实也是好思想，好工具。
尤其是它的一个重大功效，能治病救人。
汉末的最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是由此而来。
顺帝时期，有个名叫宫崇的人，第一次献出了《太平经》，他说是从他老师于吉处得到的。
但政府高层看到那么多神仙后无法接受，于是并未公开。
不过后来，民间也出现了这部书，并彻底活学活用了这里面的好思想，当时有两个道教门派靠着这本书发展出了巨大的影响力。
一个是张角的太平道，直接就拿理论命明教派了。
另一个，是汉中的五斗米教，名字比较直白，入教要交五斗米，拿会费当的教派名称。
关于这个五斗米教眼下它绝对是比不上太平道的风风火火，但这个教派成为了继孔家后，中国第二个传了好几十代不断的教派家族。
它还有个名字，天师道。
张天师的事得后面说，他的第一次出场是第三代传人张鲁在三国时期的汉中闹过割据，后来被汉中张教主被曹操收编后就一心办教了，我们现在来说太平道。
自从公元168年之后，天下开始变得失去秩序。
本来大环境下就很艰难，小冰期下的温度降低和干旱导致了粮食产量开始大规模滑坡，各地民间突然间又在士族崩塌后变成了失去保护者的混乱状态。
面对越来越严酷的盘剥，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活不下去的底层民众们。
此时儒家的“天人感应”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东汉晚期在各种天灾中还非常神奇的加入了没完没了的地震，很多年份还是瘟疫、日食、地震、蝗灾一条龙的超级加倍：
171年，二月，地震；三月，日有食之。
173年，正月，大疫；六月，北海地震；十二月，日有食之。
175年，六月，弘农、三辅螟。
177年，夏，四月，大旱，七州蝗。冬，十月，日有食之；辛丑，京师地震。
178年，二月，日有食之；地震；夏，四月，地震。八月，有星孛于天市；日有食之。
179年，春，大疫；京兆地震；四月，日有食之。
180年，春，大疫。
181年，九月，日有食之。
182年，二月，大疫。夏，大旱。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183年，夏，大旱。
这十多年在士族保护伞消失后，朝中妖孽纵横，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在被伤害后看到天上地下日月无光，妖气蔓蔓，开始产生了强烈的内心感受：刘家皇帝失德，汉家国祚将尽。
这个时候，钜鹿人张角利用这股突然爆发出来的巨大民怨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张教主创办的“太平道”最开始的社会职能是东汉最大的民营医院。
这十多年中，有近半数的年头天下出现了“大疫”，张院长这位“大贤良师”，带着两个“大医”张梁和张宝以法术和咒语传授门徒，这帮毕业的门徒大夫再用张院长念过咒语的咒符做成了符水给病人们治病。
治病的过程比较特殊。
病人先要下跪，把自己犯的错误说出来，然后请求忏悔，之后喝下符水。
这在现在来看，是心理医生们治病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当时来看，更像是激发自愈力后的自然挑选。
那些身体更强壮，体内抗体更强大的病人在大疫后自我疗愈成功；这些在张院长带领下重获新生的人开始加入到太平道的大家庭中学习这背后神奇的理论。
从未有过的信仰出现寄托开始使得越来越多的病人从此变成了太平道的教徒。
党锢之祸后的十多年，是太平道不断膨胀扩大的十多年，因为“党锢”推倒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
连年的蝗灾和人祸使得越来越多失去士族地方保护的底层民众变成流民；
连年的全国性大瘟疫使得太平道这家民营连锁医院的招牌开始逐渐享誉全国；
连年的地震和日食让张角改天换地的思想成为越来越多民众心中的共识。
太平道，让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看到了希望。
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不仅给你治病，还告诉你道理，是那些朱门酒肉臭的上层人物在祸害这个时代，老天会降灾惩罚他们的。
这个社会可以是一个太平盛世。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太平世道的缔造者。
一起推翻这个腐朽的时代吧！
你说老百姓们会不会大批量的入教呢？
太平道开始成为整个关东地区的流民汇聚出口，教徒在十年的时间内几何级的膨胀达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并开始出现大量的信徒卖掉自己的家产去投奔张角。
最早发现张角这个民营医院已经有颠覆政府的趋势是公元181年。
当时时任司徒的杨赐给灵帝上书说：“有一个民营医院院长叫张角，他欺骗百姓逐渐蔓延扩张；现在的规模已经到了如果命州、郡突然进行镇压会逼反这家连锁民营医院的地步了，几十万患者和医护人员会跟咱拼命，现在应该命令刺史、郡守清查这些流民患者，将他们分别护送回本郡，以削弱张角党徒的力量，然后再诛杀那些首领。（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
杨赐已经非常清醒的将问题点到“流民”上了。
不过恰在此时，杨赐被免职，他的奏章没来得及发出去，但他的司徒掾刘陶再次上书重提了杨赐的这项建议，并给出了更可怕的信息：
据四方秘密传言，张角党羽已经开始偷偷潜入洛阳窥探朝廷的动静了，其各地的党徒也暗自遥相呼应，州郡官员怕如实呈报会受到朝廷的处分都憋着不说，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请陛下下诏悬重赏捉拿张角一党。
灵帝对这事继续没感觉，认为刘陶工作不繁忙又给派了个编书的活儿打发了。
灭秦的是贵族项羽，灭王莽的是我老祖贵族刘秀，千年里所有干成事的全都是贵族阶级，你啥时候听过一个民营医院院长能掀起风浪？
灵帝忽略了最后一次的预警。
没错，摘桃的确实是贵族，但他忽略了每次挑事的其实都是流民大潮。
在多年的积蓄储备下，张教主在癸亥年做好了全部准备，利用他在民众中的绝对威望，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信众们分为了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
举义之日，定在了公元184年的三月初五。
肆：州牧登场
张角的这次农民起义，在爆发阶段的波及范围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几乎所有的起义全都是在局部滚雪球从小到大的，唯独黄巾起义，上来就遍及关东好几十万人同时发难。
但这次起义，却短短的九个月就被平定了。
原因不少，先来看过程。
张角在造反约定日前进行了如下部署。
一、派人用白土在各地政府机关门上写上“甲子”二字作为记认。
二，派干部马元义到荆州、扬州召集数万人到邺城准备。
三，派人数次到洛阳勾结宦官封胥、徐奉，准备里应外合。
第一次准备规模这么宏达的反政府行动张教主破绽较多，把暗号搞得跟上访似的写机关大门上也不是干啥？同志们就这么不认识衙门口在哪吗？好几万人横跨南北上千里的汇合总部造型上是否太过嚣张？
总之，最初的计划落空了。
原因在于派出京城的联络弟子叛变革命了。
二月中旬，张角一名叫做唐周的弟子告密，供出了联络南北的高级干部马元义，马元义在河内山阳被逮捕车裂，随后官兵开始大力捕杀太平道信徒，千余人被杀，并下令冀州方面逮捕匪首张角。
事出突然，张院长决定当即变身张教主提前一个月发难，星夜通知各方立刻起义。
所有太平道弟子头绑黄巾，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两个弟弟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爆发了。
张教主振臂一呼，七州二十八郡同时爆破，各地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洛阳震动。
灵帝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北地郡太守皇甫嵩对灵帝说：别的都可以缓，现在唯一一刻也不能缓的是陛下要迅速解除“党锢”的禁令！党人在各地仍然有非常庞大的势力，如果他们趁机跟黄巾贼联合起来，各地叛乱就再难扑灭了！
三月壬子（初七），灵帝大赦天下党人允许再度入仕；已经被流放的党人及其家属都可以重返故乡；各公卿推举众将领子孙及民间能人到公车署接受面试；各地迅速招兵平叛剿贼。
这些政策，使得后面三国时代的大量重要人物出现在了历史舞台。
像曹操，袁绍，董卓，孙坚，刘备各阶层的或官员，或士族，或豪强（低级别士族和地方人口强宗），或民间的各种势力全部加入了这场平叛大潮。
灵帝拜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于都亭，镇守京师，并严把函谷关、伊阙、孟津等洛阳盆地关口；
征调全国各地的精兵，派遣北军中郎将卢植率北军五校士负责北方战线，与张角主力周旋；
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隽控制五校、三河骑士及刚募来的精兵勇士共四万多人征讨在颍川地区活动的黄巾军。
黄巾军准确讲，就利好了两个月。
3月，张曼成攻杀南阳郡守褚贡。
4月，朱隽军被黄巾军战败，皇甫嵩被围城，汝南黄巾军在邵陵打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军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
从五月开始，政府军就开始战略反扑了。
五月皇甫嵩火攻黄巾军主力，随后和朱隽与曹操三面夹击，杀数万人。
六月，北面卢植数破张角，杀万人；南阳太守秦颉斩杀黄巾大将张曼成；猛男孙坚先登破十万黄巾军的宛城；豫州地区扫清黄巾军。
随后几月各地均获突破，不久教主张角病死。
十月，皇甫嵩斩杀张梁，屠杀三万淹死五万，张角被破棺戮尸，首级送回洛阳。
十一月，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攻下曲阳，斩杀张宝，俘虏十多万人。
黄巾三巨头全部伏法，黄巾之乱就此平息。
黄巾之乱如此迅速的被熄灭，有政府军将领得力的原因，有农民自身素质局限的原因，有士族和豪强出力的原因，总体来讲，农民起义在此时此刻，仍然上不了历史的大台面。
此次平叛，很多大仗虽然是中央军打的，如皇甫嵩和卢植的中央军是中流砥柱，但仍然不能否认，黄巾起义之所以被这么快的扑灭，和各地方士族豪强的出手有很大关系。
黄巾军的主体是流民，张角教主在起义之前也并没有划分过阶级敌人和阶级同志，各地黄巾军不光攻打官府，还普遍攻打地方的士族与豪强。
本来这应该是你们合起伙来的阶级同志，结果还没咋地都让你给推走了。
士族与豪强很无奈的在两个王八蛋之中选了向自己投怀送抱的那个黑历史渣男。
没错，你是三十六方遍及天下的几十万起义军。
听上去很吓人。
但分到每个郡其实不过万把来人嘛！
各地士族和豪强其实才是振臂一呼就能将本土的各种脉络重组起来的群体。
他们知道本地的盐铁在哪里，知道本地的粮仓和土地有多少，知道本地的人口与驻军是多少，知道本地的其他士族在哪里。
这个群体才是短期时间内迅速接管地方的最关键力量。
只有这个群体才能将粮食生产、兵器制造、兵源整编、盐铁军饷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搞起来。
而流民军明显没有这个本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巾起义不能剧烈的搅动历史的进程。
首先，他再次重开了各地高级士族的仕途之路。
比如一系列顶级士族在大赦后迅速开始重新回到中央：
十八路诸侯的张邈“辟公府，以高第拜骑都尉，迁陈留太守”；
曹老板合伙人荀彧“永汉元年，举孝廉，拜守宫令”；
顶级文官智囊团的荀攸、华歆“灵帝崩，何进辅政，征河南郑泰、颖川荀攸及华歆等。攸到，拜黄门侍郎。歆到，为尚书郎。”
与此同时，黄巾起义还将各地士族和强宗往豪族上催化。
前面我们说过，东汉前面的一个半世纪使得地方势力由重藏匿土地和人口的豪族转变为了重仕途和金钱的士族。
党锢之祸后，士族就已经开始有转化回豪族的趋势了。
因为仕途和仕途所带来的稳定地方分红都已经不存在了。
各地的士族已经开始利用祖祖辈辈的积淀和强大经济实力开始囤积土地，吸纳人口。
但是，由于士族是突然间失去社会资源和垄断地位的，重新在中央和地方上当权的往往又对他们并不友好所以时刻警惕与防备，所以这个进程进展的很慢。
黄巾起义使得各地的监管和秩序通通乱套，黄巾军的各地祸害也客观逼迫各地士族豪强们整军自卫，各地士族以及强宗大族开始迅速自我豪族化演变。
演变方式基本上是以自家宗族为核心，拓展吸纳老乡，花钱招募或收留流民：
曹仁：“后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余人”；
曹洪：“洪将家兵千余人，就温募兵，得庐江上甲二千人，东到丹杨复得数干人，与太祖会龙亢”；
李典“有雄气，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
吕虔“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
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
田畴“畴得北归，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
这些恢复豪族性质的地方军阀成为了后面主公们极其重要的枪杆子来源。
黄巾军的本质，是流民军。
流民军意味着他们没有明确的后勤与支撑，没有枪没有炮要靠敌人给他们造。
流民军的本质，是越滚越大的一个社会毒瘤。
因为他们没有重新组织各地生产关系的能力。
他们往往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将当地祸害完之后开始转向下一个地方；随后被祸害地方的良民也开始变成流民跟着这个队伍走。
流民军在遇到能将它重新带上生产正轨的军事、民政双料大神之前是不会停下脚步的。
但黄巾军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民军。
因为它是有宗教性质的。
“行大顺之道，救世赈民，天下太平”的太平道思想已经在广大中下层人民中埋下了种子，后面只要出现了活不下去的情况，各地就会一次次自发的搞出“黄巾起义”去实现他们“梦想”中的天下大同。
它的韧性要远比普通的流民起义要强。
还是那句话，因为宗教整合起社会组织的成本非常低。
黄巾军的教主高层被灭后没有多久，在灵帝继续保质保量的各种浪催下，全国各地的黄巾起义再度风云上演。
再来看看这位末代皇帝的最后浪演吧。
185年正月，又一次的天下大疫，紧接着二月洛阳南宫云台和乐城门发生火灾。
中常侍张让、赵忠对灵帝建议咱还是得找地儿弄钱去啊！我们觉得应该把天下田地每亩再征十钱来修房子。
灵帝的眼光聚焦到了自己的房地产问题上，丝毫不顾自己的统治大厦摇摇欲坠，又把钱都上马了宫廷建筑的开发立项上。
国家的乱成了这个样子，你特么还想着盖房子！
为了自己的房地产项目，灵帝又下诏让各州、郡向朝廷进献木材及石料，太监们在验收过程中扒一层皮，各地的刺史、太守更乘机以皇帝王八蛋的名义给百姓加税吃差价。
后来征税卖官已经不够了，连调动工作都得要钱了。
灵帝发明了一个名目，叫做“助治宫室钱”，不管是刺史还是太守，只要工作调动就得交钱。
此时失望的不仅仅是中下层，上层的官员们也开始生气了。
原因在于，你中央的份子钱要的太频繁了！
已经超出我的贪污能力了！
就算我是臭流氓你也不能总是说我要！我报警啦！
当时一个郡守要交的份子钱在两千万左右，这回最缺德的来了，灵帝疯狂的玩起了调动。
只要一调动，你就得拿钱，全国一通大轮换就全国薅一通羊毛，羊毛还没长起来下一通薅羊毛又来了。
羊再温顺也容易被薅急眼了，更何况很多羊已经被薅成葛优了，很多地方还是在薅狼毛，地方上的士族和豪强大灰狼那么容易让你下手的？
大量的官员提出辞职，消极怠工不去上任。
著名清官司马直就因为不愿面对这种丑陋行径辞官不做，但得到的批准是：不批！这官你必须当！
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罕见的场面出现了：逼着你当官去。
灵帝给他打了个九折，可以少交三百万份子。
司马直上任走到孟津，悲愤上书陈述了这个末世的各种弊政后服毒自杀。
大汉已无药可救，我先一步下去等你。
187年，前泰山郡太守张举称皇帝和乌桓部落首领丘力居等联盟洗劫了蓟县并杀死护乌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郡太守刘政，辽东郡太守阳终等人，部众风起云涌到十余万。
十月，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
十二月，匈奴屠各胡部落反叛，不久攻杀并州刺史张懿。
短短两年时间，各地小叛乱再次层出不穷，黑山、白波、黄龙、左校、青牛角、五鹿等等变民势力于西汉末年的王莽乱象后再次出现，势力大的几万人，小的六七千，著名的如张燕的黑山贼，号称百万之众。
188年，太原，河东，汝南，各郡黄巾余部蜂起，到了年末时，青、徐等地的黄巾军已经铺天盖地。
总之，中原的匪患已经成为了不可抑制的巨大问题，而且散乱的流民饥民开始渐渐抱团成组织，对抗各地官府，并和各地方豪强争抢资源。
已经平静一个半世纪的关东地区被彻底打散了，绝大多数的人口脱离了政府的“编户齐民”：
要么被官府抓了壮丁；（形成各地官府军事力量）
要么被吸纳入了士族与豪强进行自保；（形成各地军阀军事力量）
要么加入了各地土匪山贼或者变成了黄巾军组织；（形成各地流民军力量）
要么拖家带口的往荆州、扬州举家躲灾避难。（荆、扬迅速膨胀的实力来源）
这天下各地的土崩瓦解也为后面的群雄逐鹿夯实了基层土壤。
士族和百姓说完，黄巾之乱的影响仍然远不限于此。
它催生出了最终为三国奠基的制度基础——州牧。
历史大势中极其重要的公元188年
在这年三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将一个州的军、政、财三项大权集于一人手中，以便加强地方沟通，杜绝推诿扯皮，有效杀灭各州黄巾余孽。
皇帝自此只用问责每个州的州牧负责人，州里面的事再也别来烦我了！让你们剿个匪，你给我各种山头林立，各种部门推诿，各种洪水民患，各种资源争抢！没有想着剿灭流民军的，都是往别的郡上赶！今后都找州牧吧！我就听汇报，收调动费就可以了。
可问题来了，你要是再也调不动了呢？
黄巾军的一系列自我衍生起义，终于使灵帝在地方割据的红头文件上盖了章。
刺史这个武帝时期最初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终于随着军、政、财的三权批发导致了一个个州牧下界后变成了土皇帝，东汉末年回到了战国时代。
每个人都是带着历史任务来的，灵帝也不例外。
他的历史任务就是将东汉的最后一口气折腾干净，并拆分打包送人。
任务完成了，他也该走人了。
公元189年，灵帝在祖传的33岁大坎儿上高龄驾崩，东汉随之也来到了最后的关头。
从名义上来讲，后面大汉仍有31年国祚。
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公元189年，是大汉还算有点尊严的最后一年。
灵帝一死，这国马上就亡了。
名义上，还叫汉。
根子里早却就变成了一个个主公的打打杀杀了。
造成东汉政府迅速崩盘的，有三个关键人物：
一个叫何进。
一个叫袁绍。
一个叫董卓。
这三个关键人物中，有一个是总导演，是他一手导演了这场汉末崩塌的末日大剧。
谈到导演，很多时候，不见得年轻导演就出不了大片，像陈凯歌，姜文，人家出道即巅峰。
烽火连天群雄逐鹿的中国最璀璨剧本，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