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汉”的大司马领尚书事具体来讲是个啥？

关于长生不老，这个问题，古往今来讨论了几千年。

讨论了几千年后，普遍得出了这个结论，精神也许可能长存，肉身则一点戏没有。

生物学家在谈到延长人类寿命时，用过这样一个恰当的解释：人老了，很多时候是系统性的崩溃，是大量的基因开始集体出错，各种器官开始综合性衰竭，不仅仅是哪里得病治哪里，治好了就继续开启美好明天了。

总体起来就一句话：太老了，回天乏力。

你注意保养，也许能活到130，玩命造，也许30就闭眼了。

但都改变不了你终究要闭眼的结局。

因为这是天道。

太阳东升西落，海水潮起潮落，万物既然有始，也就会有终。

王朝也是如此。

王朝的基因崩溃往往大概率体现在哪呢？

皇帝的寿命和皇子的成活率。

这也是在继军事、外交相继开挂后本章又在权力机构改造上神操作大爆发的刘秀所唯一帮不上忙的地方。

大汉这买卖自刘邦揭牌开张后，历经了四百年的风雨，在历任董事长的励精图治和胡搞乱搞后，这家四百年老店，也即将走向终点。

自始皇一统后，两千一百年的天子御江山，总要给别人家留些精彩。

刘邦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因为他始创的这个王朝，在内政国防外交综合水平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历任封建王朝中无论怎样排名，都出不了前三的存在。

他得了天下后，媳妇和儿子孙子继承黄老学说，文景之治给了天下难得的六十年休息时间，随后曾孙子成为中国历史第一大折腾，将大汉的版图拓宽了一倍，将北方强邻居打趴下，还创建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基本国企敛财制度，五十多年如烈火般将整个天下燃烧的通通透透。

而且这个国家居然还没有亡。

老天是多么厚爱你刘家。

在武帝死后，他亲自选出来的封建史上第一个独揽大权的权臣霍光并没有对不起他刘家的天下，保质保量的扛起了昭宣之治，在宣帝死后，前汉才开始缓慢的掉头向下，直到道德楷模王莽篡权。

王莽篡汉后进行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胡搞，在十多年间将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末世搅了个天翻地覆。

但随后，又有一个史上最强没落皇族开挂般的在十多年间将支离破碎的中华大地再次缝合上，又续上了大汉的国祚。

比较神奇的是，上一章中的开头，是“光武对匈奴的改造”。

这一章的开头，则是“光武对权力机构的改造”。

东汉眼瞅这就快完了，还有这位爷的事。

还是那句话，不说人家就讲不明白这段历史。

不讲刘秀是如何将权力结构进行的改造，就无法清楚宦官为何会在东汉末年站到了历史前台。

都说东汉是亡于“桓、灵二帝”，说东汉是“亲小人，远贤臣”。

真的那么简单吗？

为啥单单要拉出来“桓、灵”这爷俩去背这个锅呢？

那所谓的“小人”和“贤臣”又是谁呢？

从这一章开始，我们将强烈的明白一件事情：

谁占据着意识形态的高地，谁就拿下了千年后的思想红旗！

毛主席曾经说过看似很白话的一句话：

解放军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

宣传队往往被不太懂行的人奚落甚至被嘲笑，但实际上，所谓的宣传队绝不单单指文工团。

如果有一天宣传队真垮了，战斗队将如同杯水车薪。

刘秀在这辈子的沧海桑田中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皇权是咋被人拱没的。

第二，豪族有多大的能量和破坏力。

针对这两个深刻认识，刘秀的整个后半辈子，都在干两件事：

一是用自己极高的政治智慧去改造权力结构为子孙后代保驾护航；

二是潜移默化的通过儒家教育对豪族的破坏力进行约束与绑定。

这也是本章我们详细分析东汉的光荣与没落的两条主线。

先来回顾一下，皇权是咋没的呢？

让王莽同志这位大司马领尚书事的外戚抢走的。

注意下这句话哈，比较浓缩。

1、大司马握军权，领尚书事握政权。

2、外戚使得王莽能够得到这个岗位。

针对这两点，刘秀分别进行了对策。

刘秀先是对大司马握军权，领尚书事握政权的军、政两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改造。

西汉的第一次皇权实质性失去是武帝托孤霍光。

由此，我们再来回顾下西汉的政权实施形势是怎样的。

汉初，国家分为皇权和相权。

粗略来分，是皇权掌握军权和高级干部任命权以及普通干部与政务的审批权；相权掌握天下政务运作和干部任命的推荐权。

相权是三公九卿这个整套官僚机构的统称。

所谓“三公”，是丞相，太尉，御使大夫。

名义上三公是有的，但实际上三公基本上只有两公，就是丞相和御使大夫。

太尉这个军事岗位基本上不长设，皇帝本人就是三军总司令。

九卿里面像光禄卿、卫尉这种掌管禁军的长官往往也都是被皇帝直接控制，比如吕家的人总控禁卫，文帝继位那天命宋昌为“卫将军”，掌管南北军。

皇帝在军权上死不松手，在政权上往往是文官系统往上报啥文件，他就看啥文件，大体上提出修改意见或者不同意。

比如说最近匈奴总袭扰边关，丞相府得到边郡太守汇报和财务分析汇总等多方面信息汇总后，把这事的情况和对策写成公文，内容要包括以下几项：

1、现状：领导匈奴最近总打咱，又抢了好多东西。

2、原因：我们分析完觉得这帮王八蛋们又过不下去了。

3、建议：下次和亲时多给点，与此同时增强边防力量。

4、方案：我打算多给多少东西，从哪个部门那出这个钱；增强边防我是这么打算的···

5、实施：您同意我这就去安排。

6、监督：后面再出问题咱就不忍了打丫的。

这一大堆，草拟完，报入宫内。

到了宫中，由御使大夫寺进行核查，看看写的是否合法合理，然后再经尚书送交皇帝审批。

尚书此时仅仅是给皇帝把公文呈上来的那么一个职位。

皇帝看到丞相的报告后进行审批，丞相这方案觉得不行，打回去重新拟，如果觉得行，就盖章审批通过回复给相府，丞相再跟着自己这报告去进行落实；

如果下达文书中涉及到要起草正式诏令的，由御史大夫寺起草，再经尚书送皇帝审批，皇帝盖章通过后由尚书登记,再下达御史大夫寺发往全国。

具体咋干，谁去干，干成啥样，花多少钱全都是丞相的事；

此时皇帝掌握的是绝对的军事领导以及政务上这事该不该干。

萧何给刘邦报告，说领导我觉得咱得盖个宫殿给您弄个窝。

刘邦说：你办事我放心，批了。

萧何盖完，刘邦假模假式的很痛心，咋盖得这么奢靡，全国都在反四风你这是置我于不义。

萧何说：宫殿盖小了显不出皇家气派，这钱必须花！

刘邦：说得好。

刘邦自始至终主要干两件事：带着队伍不让项羽打死；萧何说想干啥他同意还是不同意。

他的皇宫盖成啥样，谁盖的，哪部门掏钱，哪部门找民工，哪部门批地皮他啥都没管，全都是萧何领导着百官干的。

为啥说相权对于军功派这么重要呢！

就是你们皇家只掌握我们的生死和这事该不该干。

所有怎么干，用谁的人，都得是我们这帮军功派的内部事。

这里面的弹性全都是我们的红利。

注意，此时尚书仅仅是传递个文书，再加上汉初几十年自打刘邦死了就无为而治，所以根本没啥太多的政务，这个跑腿儿的岗更是无足轻重。

到了武帝这，事情开始起变化。

武帝他老人家这辈子满世界开战，然后为了开战满世界琢磨钱，这使得政务量指数级增长。

匈奴那再汇总来敌情然后丞相那的奏报和对策基本上没有武帝能通过的。

都特么什么脑袋瓜子啊！朕养你们这帮二百五啊！

匈奴再来了，武帝开始收拢所有信息，然后自己这给出决定：

1、打，往死里打。

2、卫青你拿着我的虎符去调兵然后给我往死里打。

3、丞相给我去大司农那要来十个亿去买单这场战争。

4、丞相给我去太仆那整来10万匹马去给卫青装上腿。

5、丞相给我去把盐铁收归国有，每地设一个国企，各地年底给我交一个亿的利润。

6、都给我好好干，干不好杀头。

7、干不好不想杀头也行，给我交一个亿免死。

盖上章，下发丞相府去执行。

到了这个年代，此时相权原来手中的“干不干的建议权”，“怎么干的布置权”，”由谁干的建议权”被武帝拿走了，只剩下了“拿图纸干事的实施权”和“干没干好的监督权”。

这也就是所谓丞相光剩下撅着屁股干活了，我特么让你咋干你咋干。

当然，丞相此时仍然是很牛的，“实施权”和“监督权”仍然是很厉害的权力，现在老百姓们日常接触到的仍然基本上都是这两个职能的政府公务机构，包括大多数的公务人员任事和对接的也是这种工作岗位。

但是，这都是毛细血管，对国家的方向基本上没有啥导向意义，牛人们是看不上的。

税务系统每年将税款征收上来，用了99%的税务编制人员，完成了99%的活儿，然后这钱划归国库后去干啥，建设啥，往哪拨这1%的活儿，属于牛人要干的。

更通俗点来讲，就是武帝不仅干着原来皇帝的活，还把丞相府中的大量的“高级活”全给抢过来了。

但是吧，武帝那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子，那堆“高级活”指着他一个人是干不过来的，他的宏图伟业的想法与实施可行性需要有牛人们跟他参谋。

像卫青霍去病这种军事大牛，桑弘羊这种经济大牛天天跟武帝坐屋里琢磨咱又该打哪了，咱该咋打，我觉得用多少兵，哪个将用的顺手以及领导我又琢磨出个来钱的道，咱祭祖时把那鹿皮啊起个名字叫鹿皮币，一个四十万钱，不买就抄他的家···

这个时候，“中朝官”这种武帝身边的亲信就开始碾压“外朝官”的丞相了。

这也是最早的“内阁”（敏感词就不写了，当内阁看吧）雏形。

这个时候，随着“干不干”，“怎么干”，“由谁干”被武帝拿了回来，大量的公文处理也随之多了起来，此时的尚书也开始重要起来，因为大量过去丞相府的文书处理工作都到了他这。

但真正牛的还是武帝亲信的卫青、霍光、桑弘羊的那帮“中朝官”们。

最终丞相府收到的文件基本上就是指导思想是啥，工作重点是啥，责任主体是谁，领导强调是啥。

但是此时，由于武帝聪明不好糊弄，所有决策都基本靠谱，这帮中朝官们牛也牛不到哪去。

卫青霍去病死后，武帝岁数越来越大，但梦想跟冲动仍然是有的，不过身体也渐渐跟不上了，于是出现了“领尚书事”这个官职。

这个官职仍然是自己的亲信内朝官担任的。

由所有内朝官讨论后，由“领尚书事”的内朝官向自己汇报提出意见，由武帝拿主意。

决策权仍然在他这。

但是，此时的“内阁”决策权已经开始出现集中的趋势了。

武帝死后，皇权通过“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个一连串的头衔，过度到了霍光手上。

过去武帝在时，“领尚书事”这个岗往往是“怎么干”和“谁去干”的一个建议。

但年幼的昭帝即位后，霍光搞死那几个作大死的辅政大臣后变成隐形皇帝总握军权和“干不干”、“怎么干”、“谁去干”的政权。

比武帝之前的那几位刘家领导实在是牛太多了。

虽然霍光死后最后一个明白人刘病己废除了“领尚书事”这一岗位把政权拿了回来，但武帝这一整套的打法甜头还是太大了。

丞相被皇权拿走的权力再也拿不回来了。

也因此，当宣帝死后，皇帝不靠谱不理政的情况出现后，西汉末年的王家外戚们就开始将武帝从丞相那拿过来的权力自己填补上了。

最终的王莽篡汉，也正因为如此。

武帝搞出来的这个制度是伟大的，但有个前提。

皇帝要牛，这个制度就是你立丰功伟业的放大器。

皇帝要是不行，皇权很容易被德不配位的人操控，国家会迅速完蛋，以及皇权很大可能会被人窃取。

不过到了王莽篡汉时，他的权力基础又更上了一层楼。

通俗来讲，就是名分又高了一块。

霍光这个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当初在二号辅政的金日磾死前一天给他俩都弄来了“侯”的位置。

为啥呢？

就是大司马大将军这个“内朝官”的官职虽然总领一切，但编制级别上最大的官还是丞相。

别看丞相不好使，但分量还是重。

到了王莽这时，大司马已经不再是“内朝官了”，大司马也不再是大将军前面的加官了，反而大将军这个名称从大司马后面取消了。

大司马由内走向外，位压丞相变成了天下第一等的国家编制。

三公被改成了大司马、大司徒（丞相改名，级别在大司马之下）、大司空（御史大夫改名，级别在大司徒之下）。

过去是内朝官系统辅政，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总领军、政，外朝官丞相为百官之长，和御史大夫总领百官，听从内朝调遣。

现在大司马从内走向外，变成了总领军权的外朝最高级别的百官之长，与此同时还总领尚书事的控制着政权。

此时的大司马领尚书事相当于最高官位级别+军权+政权。

比霍光又尊贵了一大块。

根据这位国贼留下的这套“篡权模板”，刘秀给出了非常高端的权力防范与拆解方案。

光武对于权力机构的改造

刘秀针对王莽这套篡权模板是咋办的呢？

1、对外三公鼎立进一步分权。

2、对内不再培养亲信的中朝官，不再设“领尚书事”这个岗。

刘秀在首先对三公中的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这三个官职的职责进行了改造。

总体来讲就是平均性的分配。

大司马的名字被改回到了原不长设的太尉，职能上“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太尉主要分管军事方面的各项日常事务和军事官吏的考察与监督；

此外太尉分管监督九卿中的太常卿（掌礼仪祭祀）、光禄卿（内廷兵事）和卫尉卿（宫卫兵事）。（这属于名义上的，那仨直接对口服务皇室，基本上都是皇帝自己管）

司徒，职能上“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司徒主要分管关于民事方面各项事务，比如各地每年的户口增减，盗贼民生情况以及各地郡国官吏的考察、监督；此外分管监督太仆卿（主管皇帝车马和兵器制作）、廷尉卿（主管司法）和大鸿胪卿（诸侯及藩国事务）。

司空，主要“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司空主要分管关于修堤、筑城等水土工程方面各项事务以及相关官吏的考察、监督，王景治河时的上级领导部门；之外分管监督宗正卿（皇族事务）、大司农卿（天下财政）、少府卿（皇宫后勤）。

这针对西汉中后期的外朝官职有了啥区别呢？

第一， 削弱了大司马的威力。

大司马改成太尉后不再有军事指挥权和调动权，只有军事监察权，与此同时跟内朝官再无瓜葛。

打谁，谁去打，边关大将的人事任免全被刘秀拿回到了手中，太尉只能监察这仗打的好不好，军官尽不尽职，军备是否靠谱，然后定期向刘秀进行汇报。

第二， 进一步削弱了丞相的职能。

丞相过去虽然啥指示都得听内朝指示，但仍然对外名义上总领百官，负责民事、税收、基建等一些列综合事务的实施和监察权力。

现在土地人口和财务基建一分两半被司空拿走了财权。

第三， 削弱了御使大夫的百官监察权。

过去御使大夫是监察弹劾百官的，但现在监察弹劾权被分散到三公每个人的手上去各自监管了。

纪检权力被拆分了。

总体来讲，刘秀对外朝的权力大厦进行了进一步的鼎力分权，每个人都管一摊事。

太尉的军事行动需要司徒对的兵役参军和兵器制造进行配合，需要司空的军饷后勤给养配合。

司徒掌管人口和土地以及司法这三个宏观，但啥子弹没有。

司空手里有钱却跟将领扯不上关系，主要干的都是配合太尉的军事行动后勤以及配合司徒的人民生产建设。

在外朝中，这“三公”就不可能再杀出来个一家独大的情况了。

这是一次伟大的权力改革。

刘秀将原来丞相总领政务实施、御使大夫总领监察弹劾的权力汇总体变成了进一步的权力分散牵制体。

而且刘秀不仅仅拆分了三公的职能，还从待遇上做了新规定。

刘秀不仅不再任命功臣宿将做“三公”去掺和政务，还不给“三公”封侯，降低了“三公”的政治地位，还时时刻刻紧盯“三公”是否结党营私。

曾经做过刘秀尚书令的司徒侯霸有一次推荐阎杨为官，但这位被推荐的阎杨名声很差，刘秀听后大怒，大骂你小子想干什么！“欲以身试法邪!”

三公手中是有推荐人才的权力的，后面会讲，但三公如果推荐的人有问题，在刘秀这个审批人那里看来就是结党的趋势，当年王莽就是这么一步步拉拢选票的，你敢跟我来这块信不信我分分钟搞死你？

连外臣都防的跟孙子赛的，更不要说内朝了。

尚书机构在刘秀一朝还进行了扩大，变成了尚书台。

但实质上恢复了当年武帝时期的样子，皇权独大。

这个尚书机构当初被拉到前台本身就是为了牛皇帝服务的。

刘秀不再设立“领尚书事”这个岗，不再弄一帮亲信的人搞小圈子的内朝官，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的抓在了自己的手上。

整个尚书台恢复了当年所有人给武帝出谋划策然后武帝决定咋干，外朝官去执行和监督的阶段。

但是，比过去有变化的是，尚书台中的尚书们，有了建议权和评议权，就是我们觉得这事该咋干，流程应该怎么拟。

这活儿是过去归霍光、桑弘羊这些“内朝官”的。

但是尚书这帮人的级别不高，跟过去那种威风凛凛的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就类似于一大群业务处长听到方针指示后开始草拟方案，然后直接就送到主席那去审批了。

此时刘秀身边的尚书机构官员们起草公文要在行，具体处理一件事物要知道咋干，所谓“明习故事,长于吏职”。

但是，该往哪个方向干和人事人选，尚书却又基本上没啥插嘴的份，除了授权有限外，也因为级别低，宏观上把握欠妥缺乏大局意识。

在大政方针上，刘秀又会和三公等高级官员去商议然后由他决定总揽，恢复了外朝官大政方针的建议权，而不是像武帝那样跟内朝官自己就定了。

内朝尚书们因为级别低，所以努力的方向是奋斗到外朝当大官，而且刘秀在发现有些尚书是大才后也会给他转为外朝官，比如前面被刘秀吓唬的“欲以身试法邪”的侯霸，就是由尚书令转隶过去的。

真正高屋建瓴的大人才都在外朝，刘秀会跟你们亲自讨论，但绝对不会让你们这帮牛人进内朝来操控尚书们。

也就是说，刘秀砍掉了“内朝官”的这个中间人存在。

刘秀将权力结构进行了如下的重组：

1、“该不该干”由我和三公等高级官员讨论，我决定。

2、“怎么干”由内朝尚书部门写方案，“谁去干”我给意见，最终由尚书发文批准。

3、“好好干”和“干的好不好”最后实施与监督环节由三公九卿等高级官员进行分级处理。

总之，三项大变化：

1、内朝官这个位高权重的中间商被取缔；

2、承担“内朝”属性的尚书编制有所抬头，但局限为服务皇帝的执行代理三公部分职能的属吏，有发展的尚书会被转为外朝的高级别官员。

3、外朝的三公职能被进一步平均和牵制；

再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宗旨：人才流动方向是“内低外高”的“由内向外”，但“外高”又高不到哪去。

高的就是刘秀一个人。

刘秀则手握军权；大政方针的决策权；政事实务指导权；红头文件的草拟发布权；以及要紧位置的人事任免权。

这个权力结构在刘秀看来，确确实实没办法再完美了。

我的大政方针会跟有经验的三公九卿去商议，然后我拿主意。

谁去干，咋样干由我给出中心思想后由内朝的尚书台出方案，我批准后三公去执行。

所有要紧岗位的人选要我这直接任命，谁也走不了后门。

刘秀通过制度建设，使得“内朝”无高位，“外朝”无重权。

都是一群干活的了。

完美吧。

你刘秀活着的时候绝对完美。

这个权力结构仍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皇帝的角色太重要了。

你刘秀干的活儿和武帝一样，太多了。

而且你比他还要累。

比如为了防范内朝权重，大政方针你要跟三公定，就跟外朝官总得见面，然后刘秀惊人的达到了“每旦视朝，日仄乃罢”的勤政地步。

每天都上朝！

一般来讲过去五日一朝的皇帝那就是劳模好皇帝了。

你说这位大神有多厉害。

可万一后面的皇帝七八岁没办法像你一样干这么多活儿可咋办呢？

权力的结构中永远不存在真空。

当你的后来人接不住这么多的权力后，你拿回来的权力总会被另一种方式交到另一个群体手上。

没有内朝官了，尚书们的品级很低，这使得不会出现“内朝”弄权的现象。

但另一个角度来讲，“内朝”虽然自身无法产出大牛了，却容易被皇权的延伸所控制。

比如说，外戚和宦官。

对于外戚问题，刘秀在牛起来后搞掉了郭家，但并没有整阴家。

按他对外戚国仇家恨深恶痛绝的刻骨铭心，他应该为后世立一个“打倒外戚”的标杆的。

之所以没打倒除了怕邓奉晚上给他托梦把他带走之外，主要原因在于阴家超级知道明哲保身。

阴丽华本人就是中国著名的贤后，她的哥哥更是没事给她上政治课的主。

刘秀在打算给阴兴增封时，阴兴坚决不受，当时阴丽华还没当皇后仅仅是贵人，问她哥为啥高风亮节？

阴兴对他妹妹说你这些年书白读了吗？不知道哪怕是乾卦也有“亢龙有悔”吗！越在高位越容易遭灾难，外戚之家往往不知进退，嫁女要配诸侯，娶亲盼娶公主，富贵总有个头！人得知足懂进退！

阴丽华在他哥的教育下自始至终没有替娘家人求过官和爵。

阴家始终这么知道月盈则亏，刘秀也因此厚待阴家“一门四侯”，几乎堪比当年王家的“一门五侯”，但刘秀给待遇的同时却始终没给阴家太高的施展空间，阴兴干过侍中和卫尉，阴识最终病逝于执金吾的任上。

舅子们只给了些禁卫军权，起到保卫自己人的效果，剩下的大政方针与人事权力，全在刘秀自己手上。

与此同时，在刘秀的任期内，还将吕后的牌位从太庙搬了出来，理由是“吕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

人家当事人文帝都没说啥，结果你这位著名厚道人找了二百年前的茬。

啥意思？

政治表态呗，外戚都老实点呗。

到了明帝时，明帝开始明确执行“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我爹跟我妈不好意思，我这可啥也不欠你们这帮外姓人！馆陶公主想走后门谋个官，最终被明帝赐了外甥一千万钱意思意思，根本不搭理安排工作这事。

在著名的云台将编制里，别看老丈人马援这辈子为国戍边防，但最终明帝可一点面子都没给。

名义上是皇亲避嫌，实际上潜台词是外戚得不到任何的政治优待。

刘秀那个年代对王莽这王八蛋刻骨铭心，到了明帝时算是仍对当年汉家江山是咋丢的有着深刻认识，但到了章帝这时，已经不再对当年的那些血的教训有多么深刻了。

生下来就吃肯德基麦当劳的孩子，六七十年代有多凄惨他肯定体会不到，我姥姥现在没事还备粮度荒连我们家几个月的粮食都得准备出来就害怕哪天又都吃不上饭了，但我却没事就奢侈浪费无颜见她老人家（罪过罪过，我也在反省）。

老人嘴里面各种说西汉江山就是亡于他外戚王家不是个东西，轮流把控了尚书和军权，但我看我这舅子们都是挺可爱的啊！

到了章帝这时，外戚的窦家就已经开始渐渐牛来了。

比如窦宪就是在章帝的治下敢抢公主的地的。

不过，此时章帝办他还是很简单的，窦后吓的“毁服”（降低衣服等级）去给兄弟求情。

老天很够意思的给了刘秀好儿子和好孙子，在这两任领导班子下，重新安澜了黄河并厘定了西域问题，但在给了北方邻居最后一家伙后，东汉的政权开始不可逆转的掉头向下，再也回天乏力了。

这就要再次说一下王朝的寿命了。

汉王朝已经太老了。

开篇我们说过，国运开始不可逆转的衰败下去，往往从皇帝的寿命和子嗣的多少上开始体现。

刘秀算是东汉巅峰了，享年六十二岁，由此也可见勤劳绝不是短寿的原因。

累心才是，比如诸葛丞相。

到了明帝，活了四十八岁，这就已经是东汉第二了。

到了章帝这，三十三岁。

这个岁数，就比较尴尬了，因为三十三岁离去，注定孩子还不大。

和帝继位时10岁。

孩子不大，所以只能太后帮着张罗去行使皇权。

但是，刘秀留下的这个权力大饼太大了，即便是吕后又活过来估计也接不住，又得会见三公去定大政方针，又得指导尚书给出方案意见，又得在干部任免上细心考量，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啥呢？

我只能找些靠得住的人来帮我行使这些权力。

那太后掌权后她信得过谁呢？

只能是自己的这帮兄弟，于是一个个外戚就都占据了重要岗位，比如窦宪，所谓“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

太后当皇帝除了信兄弟外，在国家大事上没事就去见尚书这一大帮老爷们也总归不合适，于是太监群体作为太后传递汇报信息的手脚也就开始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东汉“亲小人”的逻辑怪圈

在刘秀的权力改造后，虽然没有绝对权威的“内朝官”了，但是在小皇帝不懂事，太后代为行使皇权的情况下，作为“太后皇权”的延伸，外戚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权重干政的现象。

89年窦宪打秃北匈奴的时候，和帝封了窦宪为大将军，领大军镇凉州，然后外朝中大将军的级别和待遇一跃变成了三公之上。

不过刘家的皇帝到了和帝这时依然威猛，13岁的和帝在公元92年的时候就利用三公中袁安、任嚣和丁鸿对窦家专权的不满，通过身边的宦官作为谋事和传话的臂膀搞政变搬倒了窦宪，政权又回到了刘家手上。

大体说下政变过程，政变前窦宪彻底搞死了北匈奴，意得志满的带兵回洛阳，和帝在不久前令司徒丁鸿行太尉事并兼任了卫尉的官职。

卫尉是统领南军包围宫门安全的，本由窦宪心腹邓叠担任，但邓叠此时跟窦宪出征在外。

窦宪到洛阳时已经天黑，和帝命他明天入朝，但当天晚上，和帝突然驾临北宫收了符印，然后命中常侍郑众带着诏书和兵符令此时兼卫尉的丁鸿率兵封闭城门，堵住了窦宪和城外武装的联系。

在部署完毕后，开始捉拿窦氏一党。

还记得前面我们说过的政变四要素吗？

再复习一遍，武库》司马门》皇帝》军队。

1、有武器才能武装起大量的战斗力，并能阻断别的反对力量武装战斗力。皇宫除了保护宫殿的郎卫军和部分保护宫门的卫尉军外，是没有兵器的。

2、控制司马门就截断了皇宫内外的联系，保证你从皇宫里传出来政令的合法性与唯一性。

3、拿下皇帝和玉玺，虎符等合法性印鉴。

4、拿着合法诏书去正式武装国家军队源源不断的强大自己的实力并占领政治制高点令反对派放弃抵抗。

到了和帝政变权臣这时，我们发现这个13岁的孩子惊人的政治天赋，或者说给他出谋划策的宦官郑众有着极其厉害的头脑与嗅觉。

窦家其实是控制了皇宫内廷的很多重要禁卫军的，也就是宫廷内的郎卫环节（现在叫虎贲了），太后和玉玺、虎符等重要信物全在北宫。

和帝平时是居南宫的。

结果，窦宪回来当夜和帝突然夜赴北宫，然后偷袭拿到符印给早就准备好的诏书盖章。

你窦家就算再掌握着禁军，人家皇帝大半夜的来拿玉玺盖个章你是没法说啥的，而且很可能窦家的禁军领导们此时根本没在值夜班。

窦家已经狂到“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各种奢靡娇纵，估计是不会再有权力危机的警觉性了。

和帝随后马上令郑众持诏令命丁鸿封锁了北宫南宫。

这也就意味着，宫内窦家控制的禁军无法得到外面窦宪的指示变得群龙无首，而且由于宫门封锁信息来源被封闭，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窦宪在外面即便知道发生了啥也无法把指令传到宫内。

皇帝即便13岁，但宫内一群小小的处级干部在没有窦宪这个国家级领导的指示下是什么动作都不敢做的。

这也是为啥控制司马门代表的宫门所有权有这么的重要，能排到仅次与武库后的第二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顾下“诸吕之变”和“巫蛊之乱”去看看那两场政变的核心，个人觉得写的比较精彩）

窦宪现在唯一的指望是强打武库去武装力量反扑夺回北宫控制权，但这大半夜的，他又刚刚回家，估计是在被窝里被抓起来的。

和帝这个孩子算是老天给刘家的最后希望，因为这个“东汉康熙”不仅年纪轻轻也在个太监的帮助下擒了鳌拜，不对，擒了窦宪，还随后开创了“永元之隆”。

对内减税慰民，整顿吏治，对外四夷宾服，设立西域都护。（没错，此时六十多的班大爷仍然在事业的上升期，瞅瞅人家这寿）

但是，没多久，东汉皇族自我造血的功能彻底崩溃了。

此后几十年中，外戚干政就再也没断过。

因为后面这些任皇帝，有一个算一个，除了最后的心惊胆战了一辈子的献帝外，都活不长。

而且再也没有和帝这种天纵英才了。

和帝十岁继位，105冬十二月驾崩，享年二十七岁。

东汉的这帮皇帝不仅开始越来越年轻的如同甩完子就死的大马哈鱼一样过早驾崩，连皇子都开始接二连三的养不大。

和帝生了十多个儿子，生下来就接二连三的夭折，弄到最后出生的皇子需要秘密的放到民间去养。

理由是皇子的编制太尊贵，小孩子扛不住。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有些电影中会有这么一句话，给孩子起名字时，孩儿他爹会说“叫狗剩，名字贱点好养活”。

不要觉得可笑，这其实是古代中国人对自然规律非常深刻地认识与思考。

古代中国人认为一个人是一个“福寿综合体”，人活着有自己的“寿命”，消耗的是自己的“福气”。

寿是上限，福是下限。

寿尽了，哪怕福没尽，也得走人。

寿数也并非是改不了，缺大德就折寿，你要是有救人无数，教化万民的大功德，老天爷又会给你延寿。

福气尽了，哪怕寿没尽，这人也得走，所谓“禄尽人亡”。

因为你虽然还有寿命，但是没有支撑你这寿命的福气了，你吃的每口饭，穿的每件衣，滋养你生命的每份助力都是福气。

所以老话总说“人要惜福”。

古人认为，你要是叫“天赐”呀，“宝玉”呀，这名就太尊贵了，这名字就好比飞机的耗油量，你命里就10升油，这种名字早早就把你福气都耗没了。

所以要叫狗剩，这名字贱点就不消耗福气，这孩子就容易活到大，然后抓紧交配生孙子把香火传下去，生孙子还叫“狗剩”，然后给我接着生“狗剩”。

在“中国人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这篇文章中我们介绍过，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最大原因，是怕生不出男丁，断了祖先在地下的香火。

我们中国人通过祭祀的方式三位一体的将“过去、现在、未来”串成一个整体，只要祖先们能在地下享受到香火，我这辈子的终极任务就完成了。

所以爱叫啥叫啥。

到了皇家这，实在没辙时，也是这意思。

孩子身体弱，皇子的福报太大，担不住所以活不长。

于是东汉皇家非常创意的想出了把皇子养在民间这种“叫狗剩”的养法。

但是，往深层次再说一点就没人敢提了。

为啥要把皇子当“狗剩”贱养呢？

因为没福气担不住皇子这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了呗。

人家刘彘改名叫刘彻后为啥却能狂造五十年呢？

皇位之天下至尊至贵，皇子活不长，说明你刘家这根儿已经坐不住这皇位了。

和帝死的时候，民间还养着俩孩子，长子刘胜也跟他爹一样没咋地就得病不行了，只有刚刚“百天”的幼子刘隆还没进抢救室。

邓皇后无可奈何的将刘隆接回宫中，立为皇帝。

（写到这段历史配图时再回看老三国实在太业界良心了）

结果半年后，这位一岁的殇帝也崩了。

随后邓太后和她哥哥车骑将军邓骘、虎贲中郎将邓悝最终又确定了13岁的清河王的儿子刘祜为下一任皇帝。

为啥选了这个孩子做皇帝呢？

因为年龄小，容易控制。

也因为年龄不太小，活到十多岁的孩子基本上就比较皮实了，属于活过幼年期的大马哈鱼了，在甩子之前大概率应该是死不了了。

从此时开始，东汉开始陷入了外戚长期揽政的政治循环。

自106年继位，直到121年邓太后去世，已经27岁的汉安帝才开始亲政。

跟邓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安帝在憋了很多年，玉玺终于还回来后利用身边中黄门李闰、江京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向邓家反倒清算。（具体过程不表了）

安帝政变成功后废掉了西平侯邓广宗、叶侯邓广德、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珍、都乡侯邓甫德的爵位，邓氏宗亲一律免职遣返原郡；

邓骘、邓凤、邓豹、邓广宗、邓忠、邓遵、邓畅这一大堆高官要职的邓家外戚全部自杀；

安帝亲政后，并非大权独揽的要好好干一番，而是将嫡母耿家，祖母宋家，皇后阎家这帮外戚又提拔了起来。

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前面四人乾纲独断大权独揽的光辉形象从此在东汉政坛上再也看不见了。

祖宗把权力废了老大劲从官僚集团那抢了过来是让你们这帮后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

你们这帮不肖子孙把这权力又都分散给娘家人和太监了。

刘秀在地下估计会长叹暴殄天物啊！

安帝抢来皇权后四年，一如既往的32岁又崩了。

都说73和84是坎儿，到了东汉这帮皇帝这，33和34变成了坎儿。

所有东汉皇帝中，活过34岁的只有四个人。

光武、明帝、桓帝（勉强挺到36）、献帝。

然后一如既往的，安帝的皇后生不出来孩子。

所有东汉皇帝中，皇后的儿子继位的只有一位。

没错，您没看错，一位。

汉明帝刘庄。

还真没啥宫斗腥风血雨，只要活下来就能上，但就是生不出来养不起来。

看到这里，客观来讲刘秀这还真不能赖这帮后人。

因为皇子要么就生不出来，生出来又养不大，养大的基本上都不是皇后的孩子，而且自幼养于民间，或者就是皇帝断子绝孙过继来的外支皇族。

这种皇位继承人缺乏老皇帝在政务上的指导以及从小系统的“帝王术”的教育。

更可怕的是由于皇后往往生不出孩子或养不活孩子，立得小皇帝跟新升级的太后还没有血缘关系。

太后对不是自己儿子的皇帝始终是防范状态，更不会让你从政治和教育上有所历练，只会把住权力不撒手。

这也就导致了东汉后面的皇帝不仅寿命上开始崩塌，连素质上同样也开始了崩塌。

皇帝长大后就一定要夺回政权。

夺回政权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去和外戚们火并。

拿回皇权后皇帝其实和年纪轻轻守了寡的太后一样不会治国，只能再依靠信得过的外戚和宦官去帮助处理他祖宗抢回来的这么大的权力大饼。

东汉之所以会出现“亲小人，远贤臣”的现象，源头是皇帝的生命力凋谢问题。

给安帝发丧那天，阎太后临朝主政，然后年轻的太后为了致敬前面的榜样把持朝政近20年的邓太后，于是忽略了此时安帝尚存的儿子刘保（阎太后逼死过刘保亲妈李氏），迎立了济北惠王的儿子、北乡侯刘懿继位。

结果这位刘懿继位206天又崩了。

十月，刘懿要坏时，跟阎家外戚很不对付的宦官集团又与安帝亲子刘保的亲卫官员们又宫变闯入了太后所在北宫抢到了传国玉玺随后迎立了汉顺帝刘保。

宦官集团作为最大的拥立者随后得到了重大奖励，像首功孙程这种居然被封了万户，算是由此开创了太监封侯之最，宦官集团19人皆封为侯。

不过，这帮宦官由于和顺帝的感情并不深，而且政治投机心理较重，所以不久被顺帝以“争功”罪名，全部罢免了。

这位顺帝随后继续不出意料的在30岁高龄走人，一如既往的皇后生不出孩子，一如既往的外面找来个1岁的孩子当皇帝，然后一如既往的主政掌权的变成了太后梁氏。

臭名昭著的外戚梁家上台了。

梁后执政后，发生了一件看似不重要的一件事。

144年，梁后为了给自己的执政扩大影响力于是下令太学扩招。

太学后来越加兴旺，最多时入学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三万人。

此事配合着12年前顺帝时代的一个政策，最终成为了二十年后的那场政治大风暴的酝酿源头。

132年，尚书令左雄建议改革察举之制，郡国所举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在三公那里笔试通过后需要再到端门由尚书机构进行复试面试。

太学的学生开始激增，但是却人为的把当高级官员的年龄限制到了40岁后。

大量的文化人开始聚集在了一起，但又没有了官方出路。

这个情形熟悉吗？

还记得王莽上台前的复古大思潮吗？

是咋兴起来的呢？

太学扩招，董贤得宠，政治腐败，皇帝同性恋，天上陨石日食不停歇。

文化人们由此开始了复古思潮。

还是那句话，教育扩招绝对是件好事，但有一个度。

你绝对不能把社会上的文化人们拢到一块却又不给找渠道和任务去消磨掉他们的精力。

文化人们星散各地，痛苦自己不能人尽其才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就是文化人们聚一块痛苦自己生不逢时，然后这种牢骚就会产生巨大的共鸣，然后这种个人的情感痛苦就会演化为对时政的巨大愤怒！

上一章中讲蝗灾，有一个蝗虫的特性留给了今天。

少量的蝗虫，它的攻击意愿并不强，非常温顺，而且飞行方向也混乱无序。

一旦大量的蝗虫聚在一起，单位面积的蝗虫达到一定数量，蝗虫间的肢体接触增多后，蝗虫开始变得非常凶猛暴躁，而且开始组团狂飞。

这种临界点突破后产生巨大裂变的现象在很多群体和领域都会出现。

比如说犯罪率，比如说失业率，甚至是城市的卫生状况。

电影《小丑》中为啥在开篇要反复强调城市的垃圾没人收了呢？

1、因为城市遍布垃圾，破窗效应就会出现。

2、当城市一片垃圾，人们会认为自己随地扔垃圾也没什么。

3、人们会潜移默化的放松对自己文明的要求与约束，随之而来被人性中的恶会渐渐被唤醒。

4、小偷小摸开始大行其道，渐渐的就会演化为打砸抢烧。

有些特殊指标，必须异常敏感。

有些特殊群体，必须特殊对待。

刘秀不是没对知识分子做安排，他很熟悉这股子强大汹涌的力量。

我们终于要说这位天选之子的最后一个“百年大计”了。

通过儒家对豪族的绑定与改造。

东汉豪族由武转文的内在源头

在刘秀开国之时，他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

王莽脑袋当球踢；天下群雄并起四分五裂；儒家从国教跌下神坛。

当年强秦二世而亡崩溃后，法家成为了替罪羊，随后西汉开启了七十年黄老之治，成为了时至今日人们少数记得的几段封建好日子。

无论是“乱世用法”还是“休养学道”，在天下大乱满目疮痍之时，再打起儒家的大旗似乎都不是一个好选择。

尤其天下之所以被祸害成这个样，就是数以万计的儒家弟子们“复古改制”鼓吹呐喊后的成果。

但是，这个问题到了刘秀这其实又没有啥别的选择。

无论他愿不愿意，他都需要再次扛起儒家的大旗。

因为儒家的衍生学术“谶纬”是他脱颖而出的巨大助力，更是兴复汉室这个“天命”所不得不仰仗的理论指导。

而且不光人民的好领袖，国家的好天命，老天的好预言，他刘秀本人是儒家的高材生，所谓“西汉功臣多无赖，东汉功臣多近儒”，他的云台将们绝大多数都是下马学儒上马杀敌的文武全才。

国家的好政委，云台将的好伯乐，邓禹同志，当年是刘秀在太学中的小迷弟。

人民的好郡守，三军的好后勤，寇恂同志，也是当年长安留过学的。

关中的好司令，西北的顶梁柱，冯异同志，同样也是长安留过学的。

像祭遵、耿纯这帮国家领导人，全都是长安留过学的。

儒家并不是异端邪说，它只是有他的局限性而已。

它对于宗法社会下的中国可以极大地从思想源头上降低皇帝和豪族们统治的成本。

最终刘秀用自身的成功将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王莽身上了。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我就是这么中兴起来的，在我这儒弟子们全都是忠臣良将，错都是王莽这王八蛋的，可怜的儒弟子们被他蛊惑带偏了。

罪有千万，悉因王莽；

匪首已伏诛，该团结一致向前看了。

刘秀25年定都洛阳后不久，就开始营建太学，收罗天下儒经，广招天下大儒，甚至车驾亲临寻找大儒为太学讲师，打出了对儒家强烈拥抱的姿势与态度。

公元29年，关东还没平利索呢，太学已经开始复课了。

不得不说，这个态度相当重要，因为当年惹祸的那帮关中文化王八蛋们全都是往西面逃跑的。

这帮文化人不仅在冯异偏师定关中时没咋添麻烦，还在后面瓦解傻大黑粗的隗嚣时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说班超他爹班彪先生，那思汉小作文一篇篇的着实撩动着陇西同志们的心弦。

前面我们说过，像马援啊，窦融啊，这帮东汉英烈革命家们在王莽时代那同样也是紧抓机遇完成阶级跃迁的时代楷模，是在一次次征文大赛和歌咏演讲中获得伟大的领袖王莽导师认可肯定的。

刘秀先生在全天下如此高调的对儒家表达了既往不咎的态度实际上是有着极强的政治表态效果的。

德之贼没了，德之主还在。

不要担心不要彷徨，让我再次带你飞翔。

后来统一天下后刘秀也没有把儒家用完就扔，而是继续独尊儒术的将儒家摆到了国教的地位。

在朝堂上，刘秀同志在谈完国事之后还经常拉住所有人不让走决战到天明的把儒家经术作为头脑风的主题与群臣讲论圣道，所谓“数引公卿讲论经理，夜分乃寐。”

刘秀很明白，跟领导班子探讨学术有一个巨大的衍生好处：

你的后世之名会非常棒。

因为你是在“亲贤臣”。

刘秀开创、倡导的这种儒家的向学之风不仅得到了当时大儒们的支持与效忠，对后面的接班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明帝时期，刘庄同志不仅继承了他老爹在朝上坐而论道的传统，还亲自去太学讲党课，“维射礼毕,帝正坐而讲”，效果简直不要太轰动，“图桥而观听者盖亿万计”。

你听听，皇帝讲经能得到这样的后世记载，你说这种政治动作是不是要经常搞一下？

刘秀不仅进行顶层引领潮流的设计，还在国家教育机构太学上下了大功夫。

他对太学下了大功夫。

西汉太学的博士（导师）多由名流充当，并无选试之法，但到了刘秀这，博士有非常苛刻的条件要求：

1、皇帝要考试和面试，强调“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

2、要有朝廷高级官员的保举状，要写明被举人的品行、礼法、学识、身体状况及家族属行为是否合乎。

3、岁数上有要求，要五十岁以上。

有考试，就能看出来你是否真有东西，由皇帝亲自面试，就能进行最高级别政审，让你规规矩矩教书，不要蛊惑人心。

由高官保举将来就方便连带奖励与追责，出了教授算你的政绩，出了邪师你这个大领导也要受连带责任。

五十岁以上的教授往往就“性如灰”，没有那么多的野心和血性，讲的学问往往更多人生的智慧，少有人生的抱怨。

作为严苛的补偿，博士们可以进入仕途，得到较高的经济和政治待遇补偿，表现好的还能得到巨大的回报与优待。

博士转岗后初始一般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像明帝的老师桓荣，六十多岁时被刘秀分配工作，老爷子最终官至九卿之首的太常，封侯达到五千户，门徒中也多至公卿。

在导师层面总控意识形态后，刘秀开始吸取太学人数的巨大恐怖案例，将人数大量缩编，再不搞王莽时代那种上万人太学弟子的规模了。

一般进入太学有俩途径：

一、六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员的孩子可以直接进太学去学习。

二、没有这种出生上的优势，你要是想上太学需要现在各郡的教育机构脱颖而出，经推荐后才有资格进入洛阳的太学去进行学习。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来的，人多了就没心思学习成蝗灾了。

来太学上学有啥好处呢？

主要来讲两点：

一、从太学中得到拿到前几名，得到当官的编制，但名额较少，并非东汉仕途的主要途径。

二、在太学深造学习后，亲和当时的最高学术思想，为将来走察举制进入仕途做准备。

因为后面走高级仕途无论是“选茂才”还是“察孝廉”，想出人头地是需要过皇帝这一关的，皇帝在公卿中搞儒家论坛，你脑子里没有理论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细看下可以发现，王莽将太学打造成了推动影响时政的前沿阵地，刘秀则将太学的职能变回了纯粹的学术最高殿堂。

学生人数有控制，需要层层选拔；老师有政审，偏激狂狼者不得为之。

只要知识分子有层级的分而治之，基本上就不容易出现大乱子。

总体来讲，刘秀算是很地道的将儒家的名片进行闪光放大，把知识分子的潜在破坏力又进行了有效控制。

而且刘秀的这套太学入学规则中，能考上东汉清华的往往是各地有头有脸的后生。

比如六百石以上官员的子弟，和各地推荐上来的豪族子弟。

中下层群体基本进不来。

六百石以上的子弟条件自然不必说，能得到各地推荐书的学生家庭阶级和人脉也都是各地最顶级的水准。

这种官二代、豪二代的孩子们往往前途的出路也会比较光明，这都是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往往也就没有意愿去搞革命变革。

无论何时，大院儿是永远不会反大院儿的。

刘秀将太学这个王莽篡汉的最可怕舆论推手，改造成了汉卫兵大学。

刘秀尊儒的一系列举措远不止拆雷那么局限，那么简单。

时尚和思想往往都是由上引导的，尤其在中央大力劝学，领导干部们加强理论学习防备刘秀时不时考你，豪二代们进入太学深造学成返乡后，各地豪族开始将“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准则用于修身齐家治乡里上。

与西汉相比，东汉的豪族整体上出现了巨大的由“武”向“文”的逐步转变。

西汉时代，史书中关于对豪族的描写往往是“橫行乡里”、“侵渔小民”、“武断乡曲”、“兼并役使”、“豪强”、豪奸、“豪纵”这种贬义词史不绝书。

但是，到了东汉时代，由于刘家皇帝依然将儒家摆的非常崇高，豪族集团尤其是关东的豪族集团在经过长期的太学等儒家教育和熏染后，开始表现出来相当君子的伦理文化和道德水准。

原先在地方上鱼肉乡里胡作非为的暴发户豪族们开始大批量的蜕变成了崇文守礼，轻财重义，为世人推崇的社会榜样。

儒家虽然在王莽大混蛋的手中展现出了巨大的破坏力，但在东汉继续儒家思想两百年不动摇后，也开始展现出对华夏大地的绵绵温度。

像“赈赡宗族”、“赈济贫乏”、“好施周急”、“著姓”、“豪贤”、“名族”、“名士”等褒义词也开始在史书中大量出现。

当然，这也和各地豪族基本上已经将本乡本土打造为本家地盘有着很大的关系。

豪族把控地方，通过选举。

我们来简要看一下，东汉的仕途大概是个怎样的途径。

分六百石以上和六百石以下的两个系统。

六百石以下，是东汉的低级公务员序列，这种低级别编制基本上是进入官场的起点，主要是各郡县的一把手每年去自行招募“廉吏”上报国家拿到编制。

比如说，一个郡守下面有“功曹”、“五官掾”、督邮、主簿等低级别公务员官职，这部分的选举，中央是不插手的，基本上你地方报啥中央就批啥。

换句话说，这也是刘秀对当地豪族时代把持地方的革命分红与政治让步。

东汉在西汉本地人不能当最高长官的规则下又进一步出台了“三互法”，不仅你本人不能在本地当郡守，你还不能去跟你有姻亲的地方做最高长官。

这种条令导致了东汉初年甚至一度出现了“幽冀二州,久缺不补”的情况发生。

你就说河北输出了多少领导和多少太太吧。

国家派过去的最高领导是外地人，你没有当地的社会基础，也不熟悉当地的风俗人情，想搞明白本地事就只能任用当地的豪族。

所以这些低品级的地方公务员就全都是当地大姓豪族的红利。

而且有些地方往往不仅一个豪族，会有很多个豪族，在这帮豪族之间，往往也形成一系列的潜规则。

比如说，在地方公务员中，最重要的一个岗，是功曹。

就是当年寇恂干的那个，告诉耿况“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然后帮他做决定的那个岗。

在西汉时期，寇恂这种威猛型功曹还并不普遍，但到了东汉时，基本上遍地都是寇恂了。

“功曹”这个岗位也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地方隐形老大，不仅统领诸曹，负责当地的各项政务，还掌管选举、赏罚、罢黜等人事实权。

此时的地方人事权，基本上郡守已经掺和不上了。

事实上，郡守们往往也不想掺和。

因为地方公务员的名额是人家当地豪族自己的内部博弈。

今年你家上，明年我家上，功曹你家干了十年，你今年该“举孝廉”进中央深造了（明天会讲高级公务员编制），这个位置该换我家干十年了。

很多地方公务员编制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和自我解决后的产物。

咱们都是地方上的体面人，基本上还都结着亲，所以轮流上位这种人事排序的潜规则是静水深流的。

如果你这位外地长官上任后敢干涉人家当地自我生态系统的人事选举，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这个郡守和县长有你自己的上升轨道。

你当郡守，能分到当地给你的上贡红利，然后哄着豪族们把地方治理好了，中央考核时你政绩突出就接着往上走了。

再说你的老家也是你们家人说的算，这个潜规则一定要懂。

通过世代把控了地方上的公务员编制，各地豪族也完成了对本地各方面利益的完整收割。

产权一旦清晰了，往往人们自然而然的也就开始出现长远的眼光和高标准的自我约束力。

这几个县世世代代都是我家的地盘，税是我家收，灾是我家救，贼是我家抓，人是我家用，我当然希望这片房地产越来越值钱，那种涸泽而渔式的暴发户式开发自然而然也会逐渐绝技。

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家祖祖辈辈都得在这混，我家的名声也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名声不仅仅是好听的问题，他还关系着一个税收成本的问题。

提起你家人们乖乖躺那不动和提起你家拿起刀跟你拼了那对于日常治理来讲完全就是两个成本。

也因此，“仁、义、礼、智、信”的“富而好礼”开始越来越多的指导各地豪族去进行自我发展，再加上国家一旦和平百年，像当初东汉开国时期的那种邬堡军事经济体的地方军事豪族就开始渐渐的趋向于武力弱化。

但是，豪族自身所具有的尚武属性虽然随着儒学熏染和世代垄断乡里而逐渐弱化，但这并非不存在了。

因为人家的统治根基一直在。

一旦“躺着挣钱的世代垄断”和“地方公务员上升渠道”被打破，儒化豪族的“尚武性”就会重新被激发出来。

这也成为了后面那场知识分子和太监集团大火并的根本源头。

东汉的高级公务员选拔与“四世三公”由来

前面我们把朝廷派到地方的一把长官说的跟二傻子似的，那是不是这光杆司令就不重要了呢？

绝对不是。

地方上会很尊重这个花架子领导。

因为很有可能你家出息的大官在你现在领导的老家当地方官呢，咱们都是一个圈儿里的。

一般来讲，高级圈儿里往往是互相捧的。（讨论的概率哈）

因为利益互相牵扯，而且总会有用到对方的一天。

即便是闹翻了，往往也是点到为止。

而底层民众圈往往才会互相撕扯和踩踏。（讨论的也是概率）

在这里，没有贬低的意思，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身不由己的社会现象。

因为资源稀缺，而且往往单次博弈。

推荐两本书，《稀缺》和《贫穷的本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稀缺》这本书里，在作者大量的观察和实验后，发现了一个非常写实的现象：人一旦陷入“稀缺”的状态，就会产生一种“管窥效应”，人看东西不再是全视野的全图状态，而是只能看到一个管子里的视野。

人会不自主的将注意力集中到眼下最关键的几件事。

比如说“下一顿的饭”、“孩子的学费”、“下个月的房租”等等很现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很自然的忽略掉其实本该重要的需要你去规划的路线与未来。

稀缺除了会让你“短视”之外，还将消磨掉你大量的精力和意志力。

当每个月挣两千块钱时，人在买每件东西的时候就总会权衡，买还是不买？去哪里买更便宜？下个月的份子钱随还是不随？这东西买完降价了我得找他退我钱···

在这种锱铢必较的每件事都需要你去计算与博弈下，人会活的非常累。

人往往很难再有精力去琢磨能产生高附加值的工作与事业，从而难以将生活去走向“正循环”。

如果你一个月挣两万块钱，还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绝对不是问题。

这东西买还是不买，不用琢磨，买。

这东西哪里便宜？爱哪便宜哪便宜，能差多少钱啊，有那功夫不如想想咋挣钱。

这种省下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会被“有心人”和知道“价值规律”的人进一步的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人或者事，而往往高收益性的产出工作是需要大量的精力去规划和投入的。

凭啥你去赚这么高的附加值呢？

因为人无我有啊！

为啥人无你有呢？

因为某个技术或者某个关系或者某个领域，大牛们投入了上万个小时的专注耕耘，普通人则往往是几百个小时投入的浅尝辄止。

阶层跃迁往往需要很多代的原因，在于需要有一到两辈人，帮助下一代走出“底层稀缺”的陷阱，供养并引导后辈去忽略那些“精力陷阱”和“意志力大坑”，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到能产生更大附加值的地方。

豪族集团们在常年的互利互惠后就会形成默契，当地豪族与长官间的关系往往会很好。

因为咱们都不是“稀缺”的人，咱们的“长期关系”不仅属于高附加值的未来投资，现在同样荣辱与共，你的政绩需要我出力，我家再往上跃迁需要你推荐。

咱们得互相捧，而不是互相喷。（当然总会有坑爹和败家的后人们，这里咱们就不讨论了，不过是否“和气生财，与人为善”对于判断这个家族前途是上升还是下降还是有着巨大参考价值的）

满招损，谦受益。

郡守掌握着在中央能说上话的网络，和每年推荐“孝廉”的名额资格。

到了“中高级”公务员晋升时，我们才会发现刘秀真正高端的地方。

刘秀这位给儒家狂打广告的武帝，其实和一百多年前的那个武帝一样，走的是“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正牌内功。

因为到了高级公务员选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儒家在刘秀设计的高级官僚体系中其实占不上什么便宜。

态度上极其尊重，利用儒家降低统治成本，内在里用法家那套去巩固政权统治。

孝武和光武，这两位方方面面是真像。

在东汉中想要获得六百石以上高级官员编制主要是两个途径：

一个是“茂才”，一个是“孝廉”。

茂才，原叫秀才，为了避刘秀的讳改的名，当时的“秀才”并不想后来的“秀才”那么不值钱，属于最高的官员入门级别，每年由三公、光禄卿、刺史级的国家级领导干部推荐，每位高官手中有一定的名额。

这种人才在推荐之后一般会被皇帝面试后直接派到县级岗位进入官僚系统，皇帝一般要考察你的儒家功底和一些时政对策，没有学问和基层见识是不行的。

随后的修行就在个人了，需要三公每年考核地方治理的状况，然后由县升郡再进国家这种仕途路线。

孝廉，由郡守级高官推荐，东汉一百多个郡，孝廉每年的名额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到了和帝时开始更加科学化，凡满20万人的郡国每年举一人，不满20万人的两年举一人，不满10万人的三年举一人；边境地区郡国人少，10万人以上则可以岁举一人。

举“孝廉”流程大体上是这样的：

郡国每年推荐的“孝廉”要先由三公考试，考试通过后，“孝廉们”统一拜为“郎官”入宫宿卫给皇帝站岗。

这帮郎官不仅担任着保安职能，还会被皇帝经常的看到与考察，对好苗子会派到地方去锻炼或者进入去尚书台工作进一步考察与培养。

前面我们说过，尚书台的工作需要“明习故事,长于吏职”，你需要知道这活儿到底是咋干的。

这往往是儒家经典所帮不上忙的。

举个例子，太学中学的四书五经那种儒家经典类似于咱们的政治课本，但真到了治理地方时候你需要了解的则是各种法律法规和税收知识。

孝廉们无论是“当郎官”还是“入尚书”，都是需要跟皇帝朝夕相处的，当你进入到尚书台去历练时，在这里你光会“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是不行的。

你必须在帮皇帝草拟的奏章中，知道啥样的红头文件能让地方有可行性的去“成仁取义”。

这就考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税收民事，你光会儒家经典是根本不够的。

这种政治生态下，地方也是不敢乱推荐人才的。

无论是“茂才”还是“孝廉”，都需要你饱读诗书去应对学霸领导的随时抽查；而且光会读书是远远不够的，书呆子同样不敢往上推荐。

基本上推荐的都是各地响当当的高水平功曹或其他属吏，所谓“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辩职俗吏。”

光会四书五经不好使了。

到了章帝、和帝时期，更是非常明确的对人才提出了“授试以职”的要求，就是推荐上来的“茂才”和“孝廉”必须要在地方上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孝廉”们推荐到了中央就能用；“茂才”们到了地方就知道一个县咋治理，别给我上报一堆天天放空炮的！

因为推荐人才有着巨大的连带责任，“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这人要是不行不仅砸了自己的招牌，还会被上级追责，所以郡守在往上每年推荐“孝廉”时，往往慎重非常。

两汉大部分时间官员的综合素质往往非常高的原因在于他的高级官员选拔机制。

豪族把控地方没问题，只要交税不起义，爱咋咋地。

但是你只要想进步到六百石以上的高级公务员，就必须是“儒、法、武”的全才，至少不能有明显的短板。

所以我们看到班超能够既帮他哥修史，又满新疆的先登，还是西域村镇博弈高手，原因在于这位爷当年是跟他哥在明帝眼皮底下混的。

你首先儒家经典上要过硬，因为你进三公府时要考试，在当郎官时会被皇帝时不时的抽过来考察，皇帝要是哪天问你咋去处理地方关系，你蹦出来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领导会对你青眼有加的。

你在身体和武艺上还要过硬，因为你被推举孝廉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要去宿卫皇宫的，你要是连戟都端不住那直接就让皇帝踢跑了，哪来的窝囊废，趁早给我滚蛋！

你在地方治理上同样要有经验，因为要是真让你去尚书台帮两天忙，你要是没在基层干过，迅速就露馅了。

所以各地郡守推荐的人才往往是身体条件、儒家经典和法律税收的三料人才。

东汉这套高级公务员选拔机制也灌输给天下文人一个什么信号呢？

要全面发展，要接地气。

这个人一旦理论结合实际后，往往就不爱扯淡了。

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往往就会“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多搞些实际建设工作，少一些王莽式的胡说八道改革。

王莽这货就是西汉皇帝不行后，从小没下过基层的幻想家。

东汉的“察举制”此时在世界上来看同样是非常先进的选拔机制。

虽然他没办法像科举制那样雨露均沾的使全体阶层群众都参与进来，能进来的基本上都是豪族集团。

但这基本上保证了人才的“德位相配”。

不过，这套听上去很美好的高级公务员晋升机制同样有个非常关键的弱点：对皇帝的要求非常高。

皇帝要是牛，推荐的人才往往也都是大牛。

在这里强调一点，并非是说皇帝要是不牛了，有能耐的人就都上不去了。

更多的原因往往是皇帝要是不牛，所有的豪族就都没必要玩命的逼自己孩子全面发展了。

武帝时期，想出人头地你必须有关系，还得有真本事。

像汉武帝，光武帝这种领导在位时，三公高官和地方郡守往往让那推荐名额浪费了他也不敢瞎推荐，这两个领导的任期都出现了地方汇报实在没给国家找到靠谱人才很遗憾的情况。

就是因为“茂才”面试和“孝廉”宿卫这两个环节躲不过最高领导，领导又是人精，是骡子是马不用遛就能看明白。

单纯的关系户根本不敢往上报，报上去对咱俩都不好。

但皇帝要是小孩子了呢？

懂行的要是不在了呢？

面试笔试环节不再可怕了呢？

那就全看关系的了。

地方上的豪族想要进一步光大自家门楣时会咋办呢？

在“武、明、章、和”时代，往往会先在地方当成一个有料的金牌功曹，然后两条路：

1、要么走地方举“孝廉”的道路。

2、要么进一步通过关系和名气成为三公这种国家级领导的属吏然后去走“茂才”的名额。

由于“茂才”这种高级推荐权是不用走宿卫郎官那各环节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系统的，所以这种高级别的公府辟召也被众多公卿子弟和高级豪族大姓视为当官的快车道。

而且抱上了最粗的腿，今后在升迁时也有更好的机遇和保障，因为三公等国家级高官手中是有“监察权”的。

比如和帝刚继位时，窦宪权倾朝野，“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

从窦宪这推荐入仕的掾属有三十个最终做到两千石级别的高官。

窦宪被干掉后，和帝的“永元之隆”算是东汉官场生态的回光返照，自打和帝死后，东汉政坛开始由原来的全体豪族推荐人才渐渐变成了最高级别的豪族们互利互惠的舞台。

豪族们也分层了，最顶尖的豪族控制了最高级的官员编制，从而拿到了更优厚的人才推荐名额。

和帝时期开始变成三公级高官的豪族往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因为和帝之后就没有明白皇帝了。（东汉皇帝素质崩溃的推演请回看本章第三篇）

袁绍他汝南袁家牛起来是起源于跟窦宪不对付的司徒袁安，袁家因为这次站队成功在和帝亲政后开始占据了有利身位，从而在最高级别的舞台再也没下去过。

后面被梁冀整死的太尉李固，他爹李郃在和帝时代入仕当上了尚书令后官至司徒，李固的太尉府班子里面出息了49个，出品成分为：“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壻婚属”

这堆经他显达的人中，最大的成分会是哪个群体呢？

姻亲和老乡。

虽然在东汉皇帝批量性变成大马哈鱼后外戚间接的取代了皇帝的位置，成为了“人才推荐权”和“官员晋升权”的最大赢家，但外戚家族的人根本不可能填满整个高级公务员编制。

大量的高官人事圈儿往往还是那少量的最顶尖豪族把持，外戚掌权者进行经济分红。

东汉的国家级、省部级领导们在一代代的官僚系统演化中，因为互为姻亲互为乡里，渐渐出现了互相提携的聚集效应。

他们往往集中的出现在南阳、颍川、汝南等几个少数州郡。

也因此，特殊地区豪族的官僚中央化在东汉后期开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像“家世州郡”、“世仕州郡”、“家世二千石”、“世为二千石”、“世吏二千石”、“累世二千石”、“五世二千石”这种词语几乎充斥于魏晋史书的开篇介绍。

门阀政治的雏形在这个时间段也开始慢慢勾勒出了框架与模样。

公元159年，是很特殊的一个年份。

因为东汉最臭名昭著的跋扈外戚梁冀被忍了13年的27岁汉桓帝干掉了。

看上去很美好。

但随后的政治处理则是受牵连的公卿、州刺史、二千石官员被诛杀者数十人，被免官的达到了三百余人。

整个朝廷为之一空。

每一个高级编制的背后，其实都是代表着一个地方豪族的巨大利益。

而这一个个倒台高官汇总后，则是少数几个地区被损害的共同利益！

我们家走关系砸出一个高级官员你知道付出多少真金白银吗！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而且还是那句话，权力是没有真空的。

一方面退场，就会有另一方面进场。

在桓帝眼中，帮他夺回皇权的并非是狼狈为奸的官僚集团，而是可爱的太监。

与此同时，在这次的政治大清洗和后面的权力再分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威武的环节加入了进来。

15年前，梁后对太学进行扩招，取消人数推荐和限制要求，太学人数爆棚到了史无前例的三万人！

而这三万人中，绝大部分的来源也是距离洛阳较近，且朝里有人的颍川、南阳、汝南等地。

当权力大厦倾覆是太监为打手，当权力大饼进场的圈子变成了太监，尤其当太监的手脚甚至伸到了祖祖辈辈当家自主的地方，巨大的阶级仇恨和乡土愤怒被激发了出来！

亲的是“小人”！远的是“贤臣”！

东汉第一政治大案随着所有爆破筒的齐聚，即将轰轰烈烈上演。

士族官僚集团和三万太学生

顺帝死后半年，145年正月，冲帝两岁又崩了。

梁太后与兄弟梁冀随后立了7岁的刘缵为帝，这是汉质帝。

质帝是章帝玄孙，渤海孝王刘鸿之子，估计是之前在家听大人说过这位梁冀的臭名远扬，有一次在群臣朝会时居然童言无忌的指着梁冀说道“你这个跋扈将军啊！”

孩子能懂啥啊，知道啥叫跋扈啊，但梁冀听后觉得这孩子是个祸患，还是弄死吧，把质帝毒死了。

毒死质帝后，梁冀又独立专断的立了刘志为帝，这就是“所谓”的“汉亡之始”，汉桓帝。

桓帝继位时14岁，随后开始了长达13年的傀儡生涯。

这13年，也是梁冀“封神”的13年。

梁冀的园林采土筑山,仿效东西崤山做成十里九池，还在里面开了动物园，各种飞禽走兽在里面，他家的林苑规模和皇家的规制相同，西至弘农，东至荥阳，南通鲁阳，北达黄河，方圆近千里。

梁氏前后共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和女儿称君者七人，梁家娶公主为妻三人，梁氏为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四方进贡先入梁府；百官升迁，先要去梁冀府上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台走程序。

大汉这买卖几乎就是他梁家开的了。

159 秋七月，梁后去世，桓帝准备动手。

桓帝在观察了十几年后，单独招呼觉得最靠谱的小黄门史唐衡在厕所讨论灭梁大事，问“左右侍卫中，与梁家不合的有谁？”

唐衡琢磨半天说：“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瑷、左倌和梁家有仇。

所有“正常人”的官僚人事都要经过梁冀，只有“不正常的人”才有可能和梁家不对付。

桓帝最终利用了五位宦官将梁冀偷袭扳倒了。

作为回报，桓帝将单超、徐璜、具瑷、左倌、唐衡这五位太监都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二万户，徐璜等四人各一万余户。

梁冀的封邑不过三万户，单超已经两万户了。

桓帝对这哥五个发自内心的感激，因为自打他上位，恐惧的阴云就没有一天不笼罩在头顶上，上一位领导是咋没的，他很清楚；他这位领导人是咋被人一句话就上位的，同样很清楚。

桓帝在和五个太监密谋时咬破了单超的手臂歃血盟誓。

刘邦、刘彻、刘秀如果在天有灵估计会哭出来，自己的子孙居然沦落到了要跟太监去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了真理而斗争”。

没办法啊！大汉无人可用了啊！就特么还剩下太监了！

这五位太监在砸碎了锁链后，得到了整个世界，被当世称为“五侯”，把控了内朝的权力，并开始从亲人那过继或者买普通人的孩子当自己的继承人，为将来“传国袭封”做准备。

只要继承人有了，摊子就铺开了，与此同时也要布置自己的人和关系进入官场了。

这帮宦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其子弟也都被安排在了关东各郡县，单超的弟弟单迁、单安和侄子单匡分别任山阳太守、河东太守和济阴太守；左馆的弟弟左敏任陈留太守；具瑷的哥哥具恭任沛国相；徐璜的哥哥徐曾任平原国相，侄子徐宣任下邳令等等。

而且太监集团不光是对地方长官伸出了手，连地方上的低层公务员也开始成为宦官安排人的利益盘子，所谓“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

这里面是否百姓受损了，其实不一定。

但可以确定的，是祖祖辈辈把控地方的豪族受了大损失。

太监掌权后不久，东郡白马县县令李云第一个站出来弹劾宦官。

桓帝比较愤怒，我让梁冀吓得跟孙子似的时候你特么哪去了！下令逮捕李云，严加拷问。

弘农郡五官掾杜众上书桓帝：“让我跟李云一块去死吧”。

杜众也被有关部门带走。

随后，背后的大领导们开始出现了，以太常杨秉（弘农杨氏，父太尉杨震），大鸿胪陈蕃（汝南豪族，祖父河东太守，老师胡广历任三公）为首的一群官员开始上书请求赦免李云、杜众。

桓帝下诏，陈蕃、杨秉免职滚蛋，起哄的官降两级，挑事的李云和杜众可以死了，指使人都蹦出来了。

不久，兖州刺史第五种（司空第五伦曾孙）派人抓了济阴郡太守单超的侄子单匡，理由是贪污，证据是五六千钱，随后弹劾奏章传到中央，告发单匡并弹劾单超。

第五种同志被罢黜放逐到了朔方郡。

又没过多久，济北国相滕延没请示就诛杀了中常侍侯览在济北国封邑上的数十个下人，还把尸首放在了路口示众，理由是侯揽的奴仆宾客公开抢劫来往的旅客。

结果滕延被召回洛阳，送往廷尉治罪免官。

没不久，灭梁的最大功臣单超死了，桓帝非常哥们义气的赐东园秘器、玉具做陪葬，令将作大匠（皇家住建部部长）给他修坟墓，发五营骑士送葬。

老大哥死的如此巨大排场让剩下的四个大太监吃了定心丸，开始比着建宅子，搞经济，安排人，江湖传言：“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

啥意思呢？

左倌回天之力，具瑷唯我独尊，徐璜威猛如虎，唐衡势如大雨滂沱。

这文化人要是编排你啊，人家骂你你都听不出来。

随着单超的死，第一回合结束，宦官无悬念大胜，桓帝跟宦官真挚的阶级情谊坚不可摧。

官僚集团进入到了蛰伏之中。

两年后，官僚集团开始了第二次反攻。

162年冬，司空周景和又一次被豪族同志们推上来的弘农火枪手太尉杨秉再度发动对宦官的新一轮攻势上书：

“现在各地官吏大多不称职，按照祖宗之法宦官子弟不许担任官职，但现在宦官子弟遍布各地官府，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能当官致使天怒人怨。

请求陛下命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官员、城门和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部门切实清查自己的部属，对应当斥退和罢黜的将情况呈报给太尉、司徒、司空三府。”

这次桓帝批准了。

为啥呢？

因为刚刚过去的两年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天灾示警”。

161年正月南宫嘉德殿和丙署相继失火；二月壬辰，武库失火。

这接二连三的皇宫失火，导致了司徒盛允和太尉黄琼被桓帝免官。

五月，有异星出现；丁卯，光武帝原陵着火。

六月，京兆、扶风、凉州地震；岱山、尤来山崩。

六月二十二，桓帝大赦天下；司空虞放被免官。

不到半年，极其罕见的三公全部被罢免。

桓帝将罪过扔给了三公，认为大臣无德，弄得灾异遍地，老天爷都生气了。

162年正月，还是大过年的同样配方，南宫丙署失火；安帝恭陵东阙失火；虎贲掖门失火。

这回正月里的三把火之后，桓帝明显没招了。

五月，洛阳发生地震；然后紧跟着殇帝康陵园失火；中藏府丞掌管的俸禄署失火。

官僚集团在不断施压，是老天在说您不能再任由宦官胡搞了，您把我们三公全罢免了显然不好使，该降罪还是降罪。

年底，杨秉反攻得到桓帝同意，于是开始上书逐条弹劾诛杀罢免了青州刺史羊亮等州牧、郡守高官五十余人。

这段时间的“天灾”很有意思。

除了地震外，基本上都是火灾。

这个火灾的可操作性就太强了，历来皇宫、皇陵防火一般做的非常好，咋就这么巧呢？

在官僚集团第一波反扑成功后，164年十二月，“五侯”中的唐衡、徐璜二人相继病故。

165年正月，发生日食

紧跟着又是非常巧，千秋万岁殿失火。

颇有点趁着打雷砸东西的既视感。

165年初，在五侯死三位的重要时间点，官僚集团再次出击，还是太尉杨秉作为大炮弹劾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担任益州刺史任期内贪污赃款多达一个亿。

侯参在押解回京过程中神奇的“自杀”了。

杨秉随后又上书弹劾说：“我查了咱大汉的规章典籍后惊人的发现，宦官本来就是个看门干杂活的，现在咋都掌握了朝廷大权呢！

凡是依附宦官的，都做了大官了；凡是违背冒犯宦官的，都回家呆着去了。

侯参已经知法伏法，现在我觉得他哥哥中常侍侯览不该再呆陛下左右了。”

面对杨秉的咄咄逼人，桓帝派尚书去质问杨秉：“三公历来管外面的事，啥时候也没有掺和内朝的规矩，太尉是何居心！

杨秉压根都没出面，派了一个属吏回答：“《春秋左传》里面说为君主铲除奸恶要拼尽全力，邓通（文帝梦郎）当年不是东西，相国申屠嘉把邓通抓进相府要是没有文帝求情差点就杀了！汉朝传统三公的职责，无一事不可过问！”

要是两位武帝听见这话，当时就会说：把杨秉给我绑了抓起来，这货在偷换概念，拿三百年前的事跟我扯淡！如此猖狂的越权还特么有理了！

但是吧，桓帝在听到这话后，召集同志们商议，发现还不了嘴，侯览最终迫于压力被免职。

司隶校尉韩乘随后开炮机弹劾左倌和左倌的哥哥南乡侯左称的一系列黑材料，左倌、左称相继自杀。

随后韩乘弹劾五侯中的最后一位，中常侍具瑗的哥哥沛国相具恭贪赃枉法，具恭被召回廷尉狱治罪，具瑗主动认罪，被贬封为都乡侯，单超及徐璜、唐衡的封爵继承人都被贬为乡侯，子弟得到分封的，全部取消封爵和食邑。

至此，仅仅五年多，革命“五侯”除了具瑗还活着之外，剩下的都死了，“子孙”被清算。

豪族官僚集团在“神奇天谴”后大反扑成功。

整个官僚集团在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展示出了极高的技战术素养：

1、抓住桓帝最担忧的“天谴”去下嘴。

2、弹劾时引经据典占据道德制高点然后偷换概念。

3、背地里收集黑材料，发力时有理有据一击毙命。

“五侯”集团被铲除后不久，桓帝明显的感觉到了自己的一切在越来越受控制，所有的动作都在被官僚集团牵着走。

桓帝比较喜欢一个叫田圣的采女（宫女的一个级别），打算立她为皇后，这个提议过后被官僚集团极力反对。

司隶校尉应奉上书说：“皇后关系国家兴废，赵飞燕当皇后之后汉家绝嗣，咋能乱立民间之女，您最好看看《关雎》里面咋找媳妇的，远离“五禁”所忌啊！

太尉陈蕃上书：田圣出身卑微，郎中窦武之女此时为贵人，是良家，最好立她。

桓帝此时30了还生不出孩子，但应奉同志敢理直气壮的提出给另一个生不出孩子的汉成帝戴绿帽子的赵飞燕作为历史借鉴，还劝皇帝多读读书，你说这有多猖狂。

窦武是窦融的玄孙，是豪族圈里的自己人；

外戚这个环节要是变成了贫民阶层，那和那帮太监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群不懂规矩想分我们蛋糕的圈外人！

在强大的各种引经据典的炮轰下，桓帝最终立窦贵人为皇后，升窦武为城门校尉，封槐里侯。

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在野王县令的任上被司隶校尉李膺抓到了把柄，逃到了张让的家中。

李膺带吏卒闯入张让家逮捕张朔立即处决。

桓帝召见李膺问我这还没批准你咋就把人杀了？

李膺说：“从前孔子担任鲁国的大司寇，七天便把少正卯处决了，而我到职已经十天了才把坏人抓到，没想到因为这事还犯法了！请领导让我再干五天，让我彻底扫平奸佞一党，然后在来领死！

明明是他越权目无国家法令，却又把孔子搬出来偷换概念，但关键是桓帝又没话去反驳。

从小没咋受过高等教育的桓帝基本上在一路被官僚集团牵着走。

面对这帮文化流氓，你说东，他给你往西，你让抓狗，他给你撵鸡，但是，你往往还没有办法。

因为人家咋说咋有理。

他面对的对手，已经变成了士族集团。

他们有文化，有地盘，有话语权，更关键的是，他们有着如网状盘根错节的姻亲和门第关系。

皇帝根本不怕豪族，因为他再豪也豪不过你；但有文化的士族们却可以光明正大的批评你，然后一脸义正言辞的扯淡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人家满世界旅游扯淡那叫“游学雄辩”，你皇帝出去玩一圈就会有人跟你说这是“玩物丧志”！

人家玩一屋子大闺女那叫“阴阳和合”，你皇帝一屋子宫女就是“阴盛阳衰”。

人家目无国法那叫“为了正义”，你皇帝任命俩官员那叫“宠信奸佞”。

而且不仅仅是人家骂你你都不知咋还嘴的问题，桓帝发现自己对于官僚集团的失控是全方位的。

他已经渐渐地失去了所谓的“民心”。

当皇帝做任何事情，不仅开始被官僚集团强烈干涉，还被舆论去评价裹挟的时候，其实是政权已经相当危险的信号了。

当你在所有人眼中就是个二傻子；当你说的话别人不再当回事；相反你的大臣们一个个都是君子和斗士，夸一个人几句后这个人就会身价倍增，皇权就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宦官即便再贪污，再不是东西，他们的依附对象永远是我这个皇帝，他们看到我会尊敬，会跟我哭泣，他们的子弟当了官最起码知道上我这磕头拜谢，知道皇恩浩荡。

但是豪族官员们现在拿着我给的官位，还特么骂着我，还特么合起伙来摇旗呐喊占领道德制高点，还他妈的自己评上三好学生了！

比如说李膺这位目无法纪擅自抓宦官的斗士在读书人们看来形象实在太崇高了，上他的门上拜见在读书人口中称之为“登龙门”。

哪朝哪代敢说拜见臣子是去“登龙门”？

东汉末年的舆论风气已经肆无忌惮到了这个程度。

当年武、明两帝打造的向学之风下，从事教授经学是一种非常崇高的职业，东汉的很多官僚家庭在经学上甚至还占有学术制高点，上至三公九卿等高级官员，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国相，很多官员还日常兼职着教授经学。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官员一边执政，一边私人办学，这其实是一个政权所要非常审慎关注的。

在太学扩招后，数以万计的读书人开始批量涌入洛阳，很多学生在太学学不到东西后开始加入到了洛阳高官们的门下去学习。

其实也好理解，高官们手上有着国家编制名额。

大量涌入洛阳的读书人以关东地区为绝对主力，主力中的主力又是离着洛阳比较近的颍川、南阳等郡县。

既因为离着近，也因为老乡楷模们混的普遍比较好。

这些源源不断的老乡弹药成为了士族高官们的重要舆论助力，他们开始以官僚世家、地方名门的号召优势，依仗着各家族之间交织的姻亲、世交、门生故吏的关系结成了舆论网络通过学生会首领进行遥控，经过数以万计的底层学生的摇旗呐喊成为了自己越来越强大的舆论力量。

当时以贾彪、郭泰为洛阳学生会首领的三万多太学生开始在“某些授意”下自我创造意识形态，所谓“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国家荣誉称号”开始被民间学生会组织鼓噪喊出。

过去刘秀编个成语，夸人一句能让这人把命豁出去。

现在只要不是士族集团推荐的官员就全都是奸官与佞臣，因为皇帝是大傻子，皇帝只信宦官，无论是皇帝还是宦官，他们看上的人都不是好东西。

只有我们阵营里出品的那才叫“人才”！我们的人那才叫“清流”。

在学生们的口中，还整出来了极其威武的“清流天皇巨星编制”，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这是最高领导人。

“八俊”以李膺为首的八位“人中俊杰”。

“八顾”指范滂等八位“能以德行引人者”的榜样中国。

“八及”指刘表等八位“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榜样的。

“八厨”是学生会资助人，指张邈等八位“能以财救人者”。

通过自创名号尊称，洛阳学生会开始出现一个“组织”的端倪。

当“士族圈”的所有门徒们互通有无的“同气连枝”，当人数大到了一个数量级后，洗脑和控制开始变得更加轻松，领导者会要求你进行一些“自愿”的随大流的事情。

你要参与示威游行；你要集体上书签名；你要为士族网络无偿奔走···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随大流”行动后，团体里的个体开始有了纪律意识，开始对“学生会”产生敬畏，对“学生会”里的行动产生无条件服从的意识。

这好几万人随后开始进入到下一步的“融合”环节，他们开始读一样的书，谈论一个人的学问观点，辩论一样的话题，组织起来去同一个山去郊游，渐渐产生了巨大的协同组织效应。

当一个有纪律意识和归属感的数万人“学生会”凝聚意志后，他们开始自我衍生发展。

他们开始品评公卿，在意见领袖的宣讲和数万人旗帜鲜明的鼓噪下形成了强大舆论效应，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符号，比如说叫做”清议”。

在”清议”被称作好的官员，才是好官员；皇宫里出来的决议都是狗屁。

在某些暗示和布置下，学生会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探讨时政。

这帮学生会想起这些年走宦官门路的官员干涉他们家乡躺着挣钱的自主权；底层的豪族开始不安分的走宦官门路然后抢上层豪族的利益份额，这些种种的祸患全都是皇帝昏庸和宦官当道造成的！

讨论时政会让“学生会”变得陷入愤怒，继而丧失意识。

所有书生开始变得攻击性极强；

变得不是对，就是错；

变得会草率归因，造成现在的局面都是因为谁谁谁；

变得没有人再去思考前因后果从而法不责众的轻易做出过火的行动！

所有人，都会在领袖的指引下，去将所有的矛头对准自己这个高贵组织的敌人！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整个洛阳的舆论开始越来越不可控，每一个士族的自己人都是英烈模范，每一个宦官门路都是该杀该剐的坏人，在数万读书人的强烈声援下，站在潮头浪尖的士大夫们也一次做的比一次过分！

什么是“法”？

我就是“法”！

随着宦官门路的河南尹人张成之子杀人后不久整好赶上朝廷天下大赦，前面已经多次先斩后奏的李膺再次根本不理国家法度，私自就把张成之子和张成这个朝廷命官不经任何司法程序抓来就杀了！

你还认识你自己吗？

此时的你，真的是还你标榜自己圣人之道的那个儒家弟子吗？

你们到底是想“为世作则”，还是想颠覆政权！

这股风潮，开始越来越像当年那位道德模范的“低配露骨版”。

在天下楷模李膺大君子黑社会般弄死张成父子后，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控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字字捅在了桓帝这几年最疼的伤口上！

已经忍了好几年吃了太多次哑巴亏的桓帝终于爆发了！

东汉王莽和太监集团的图穷匕见

桓帝盛怒开始下诏各郡、各封国，逮捕豪族党人，布告天下，令天下一致讨贼。

结果公文在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的环节就被挡回来了，三公联名拒绝执行。

大家如果还记得，咱们在写前面的权力框架时我们说过“外朝官”是负责执行和监督的，太尉陈蕃将诏书退回，说：“现在要抓的人都是“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就算有罪也应当宽恕（此等犹将十世宥也），更何况现在没有罪名就要抓人家！

不仅皇帝的话不好使了，连理由都已经如此肆无忌惮，还“海内人誉”，还有罪也得宽恕，这都是你一个臣子该说的话吗？

桓帝开始直接绕过三公府下令禁卫军逮捕李膺等猖狂官员，囚禁在黄门北寺监，给我狠狠的拷问！

硬汉李膺明显没扛住，同党的供词牵连出了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太学学生等二百多人。

桓帝下严令抓捕李膺一党，陈蕃再次上书说桓帝你这是昏庸无道，桓帝以陈蕃所荐官员不称职为由下诏罢免。

陈蕃被打掉后，桓帝的老丈人“三君”之一的窦武上阵救场，上书为李膺等人拔闯，奏章呈上后，窦武称病辞职，并缴还城门校尉、槐里侯的印信。

李膺等人在琢磨过味来后开始将交代党羽的矛头转向了宦官子弟和关系户那，将这摊水越搅越混。

六月庚申，桓帝最终判决，李膺党人共二百余人遣回乡里，将姓名编写成册，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永不录用，随后大赦天下，改年号表示此事掀篇。

桓帝最终没有选择将事态继续扩大化，他的本心仍然希望达到某种平衡。

无论是天灾示警灭太监，还是士族过火搞党锢，他都是在搞平衡；两边都不弄死，也是因为两边都不可或缺。

但比较遗憾的是，他已经36岁高寿了，东汉皇帝近百年来的33岁大限你已经严重超纲了。

半年后，十二月丁丑，桓帝在德阳前殿驾崩。

士族官僚集团开始喜迎新时代，因为太后变成了窦氏，外戚变成了“三君之首”的窦武。

皇位经过“三君”中窦武和陈藩考察后，立的孩子叫刘宏，也就是汉灵帝。

168年正月初三，灵帝继位，升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任命前太尉陈蕃为太傅，和窦武及司徒胡广统领尚书台事宜。

注意这个关键转变，外朝三公已经开始入内朝直接领尚书事了。

士族集团终于将由内到外的任督二脉打通了。

窦武和陈蕃开始将“天下闻名”的贤才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再度全部召入朝中，参与朝廷政事。

随着窦武这位“三君之首”的外戚大将军把控了尚书台和意识形态，东汉王莽之路的所有道路已经铺平了。

在回到开篇，还记得王莽篡位的编制是啥吗？

外戚，大司马领尚书事，救世主意识形态之王。

此时的窦武呢？

外戚，大将军领尚书事，“三君”之首，麾下三万键盘侠。

古往今来谈到“党锢之祸”无不扼腕叹息，但王莽当年上台之前难道不是这份光景吗？

为啥历史不能单独看，因为历史根本就是串在一起拆不开的超级大电影。

西汉皇族昏庸无道，董贤宵小可恨误国，王莽外戚身份入尚书台升大司马，孔光等三公大儒们推波助澜齐夸莽的领导···

王莽在祸国之前，难道不也是这帮“人民”口中的黑暗世道的唯一救世主吗？

无论这帮清流君子们是否最终会变成王莽，但对于东汉皇权来讲，“万幸”，东汉比西汉还多出了拱卫皇权的太监。

好讽刺啊好讽刺。

陈蕃、窦武在掌控内外后不久决定彻底搞死宦官集团。

陈蕃对窦武说：“曹节、王甫等宦官从先帝时期就操纵国家大权，祸乱天下，咱们必须彻底给这帮祸们连锅端了！

窦武深感同意，从内到外都是自己人了，宦官是现在唯一能够对我们产生阻碍的，必须趁现在大好形势彻底斩草除根！

窦武开始和尚书令尹勋等大将军府内部班子共同制定计策。

八月，日有食之。

天象有变，陈蕃对窦武说：“过去萧望之困在一个石显手里，何况今天有数十个石显！我今年已经八十岁了，趁着这把老骨头还没死我只想彻底干死这帮王八蛋！

窦武开始和闺女通气，说：“按旧日的典章制度，黄门、常侍只是负责看门管账的，现在却能够掌控权力简直荒唐！宦官子弟遍布天下专横暴虐，天下沸腾，现在应该将他们全部诛杀，肃清朝廷！（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

窦后对他爹的极端想法很意外：自有汉以来，世代都有宦官，把有罪的杀了就可以了，咋能全杀呢？都杀了以后我用谁呢？

窦武比较坚决，作为妥协，窦后批准了窦武诛杀中常侍管霸和苏康的请求。

窦武随后又多次劝他闺女下诏诛杀曹节等剩下的宦官，窦后不批，事情僵持上了。

陈蕃看窦武那没进展，上书窦后：“现在洛阳人心不安，道路喧哗啊！世上传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疯等共同扰乱天下。（“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并乱天下”）

凡是依附他们的就升官进爵，违背和抗拒他们的中伤陷害，满朝文武现在全是墙头草，如果不诛杀这帮祸根，将来一定会天下大乱！

我得把这“莫须有”的原文列出来，省的以为我是编的。

还是吓唬人的老一套，窦后不搭理。

一看你还不搭理，同月，据文化部门反映，金星又侵犯房宿上将星，已经深入太微星座了，眼瞅就要救不回来了。

侍中刘瑜对窦后说“天上有此星象，宫门应当关闭，恐对将相不利，奸人近在咫尺，应该紧急防备！”

急急渴渴版的东汉王莽们开始如一百六十年前一样一遍又一遍的使出了上至天文下至万民的强大舆论攻势。

一边打星象牌，一边窦武和陈蕃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政变的前期布置，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虞祁为洛阳县令，将黄门令魏彪免官，任命所亲信的小黄门山冰接替（武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然后又由山冰出面，弹劾逮捕了前朝宦官派的长乐尚书郑飒送往监狱拷问。

看到这里会有什么感觉呢？

不是所有宦官都是王八蛋吗？

咋那位小黄门山冰就是好人呢？

因为山冰是“三君”窦武所“亲”之人，所以就也是君子，哪怕是太监，哪怕功能不健全，也是该名留青史的三宝君子太监。

我相信如果有未来，这位太监也是个会位列云台28太监编制被后人瞻仰的清流好太监，和那帮坏太监形成鲜明对比。

八十岁的陈蕃此时已经天天十八岁，对窦武说：“对于这帮家伙应该当场诛杀，审特么什么审！（“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还是得列原文，我可没编排他们）

这就是位列“三君”的“一世之所宗”，这种目无国法，党同伐异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清流”的大儒君子我是真没看出来跟邪教头子有啥区别。

窦武本着做戏做全套的出发点还是命山冰、尹勋、史祝共同审问郑飒。

郑飒在供辞中顺利的牵连到了曹节、王甫等坏太监，好太监山冰根据郑飒的口供准备立即奏请窦太后准予逮捕曹节等人，奏章写完后递到了此时总控尚书台的窦武办公室。

此时时间来到了九月辛亥日。

这是改变历史的一天。

因为在这本该一锤定音的日子，窦武休假出宫了。

在窦武这帮人连着一个月的劝太后下诛杀令，干掉了管霸和苏康、罢免审问了郑飒，太监集团早已经风声鹤唳，此时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边缘。

窦武认为大势已定的回家歇的这一天成为了转舵东汉结局的一天。

东汉在这一天后没有如西汉一样被同样的剧本夺走性命，而是朝着中国史上最精彩的剧本开始一路狂奔！

历史之神您老人家爱看戏啊！

窦武出宫后，长乐五官史朱瑀通过卧底典中书者的告密随后盗来了那封致命的奏章，朱瑀看后大骂：“宦官放任犯罪，自然可以诛杀，我们又有何罪过应当遭到灭族！”

你要是早早跪舔窦武自然就跟山冰一样现在也跟着审人去了。

朱瑀连夜召集所有“非窦党”的共17名宦官领导们歃血为盟，决定诛杀窦武等人。

曹节向灵帝报告：“窦武要造反，外面情况紧急，请陛下赶快登德阳前殿，拔出佩剑号令禁卫保护宫廷！

曹节随后安排奶妈赵娆等在灵帝左右保护，随后去尚书台上抢夺了符信，关闭宫门，带兵拿刀威胁值班的尚书台官属，命他们撰写诏书任命王甫为黄门令。

王甫随后持节到北寺监狱逮捕杀掉了山冰、尹勋，将被拷问的郑飒放出。

王甫在救回革命战友后开始率卫士回宫劫持了窦太后，夺取了传国玉玺，命中谒者守卫南宫，紧闭宫门，切断通往北宫的复道。

随后释放出狱的郑飒持节率领侍御史、谒者出宫逮捕窦武等人。

窦武看到宫变迅速逃到了步兵校尉军营，跟他的侄儿、步兵校尉窦绍射杀使者，召集会合北军五校尉营将士数千人，进屯都亭，对军士下令说：“太监谋反，死战者封侯、重赏！”

八十岁的青春期陈蕃听到事变迅速率领他的部属官员和学生门徒八十余人拔出刀剑勇闯承明门（并拔刃突入承明门），一直闯到尚书台门前大声呼喊道：“大将军忠心卫国，黄门反叛，为何反说大将军大逆不道？”

看到这里你不得不佩服汉朝读书人这身体素质，几十个人能勇闯皇宫，还能闯进去，还能一直杀到内宫的尚书门。

王甫站出来大骂东汉乔峰：“先帝刚刚去世，坟墓尚未完工，他窦武有何功劳兄弟父子三人同时家富巨万！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你个宰辅大臣跟他勾结为党还跟我在这贼喊捉贼！

左右武士开始围住陈蕃一行人，乔峰恶战被俘，当日被打死于监狱。

这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正好平完羌乱回到洛阳，被曹节假传圣旨，升少府周靖为行车骑将军和张奂率领五校尉营中没有被窦武来得及控制的屯骑、越骑、长水、射声四营将士前往讨伐窦武。

此时，天已微亮，王甫再亲自率领虎贲武士、羽林军等一千余禁卫军出朱雀掖门布防跟张奂等会合。

至此，宦官集团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日明，双方开战，王甫教士兵向窦武军队大喊：“窦武谋反，你们都是大汉的军队，应当保卫皇宫，为什么追随谋反的人攻打皇宫！先投降的有赏！”

没有多久，窦武部下星散，窦武、窦绍逃走不成自杀身亡，后被枭首挂于洛阳都亭示众。

随后窦武的亲族、宾客、姻戚全部被搜捕诛杀；窦太后被迁到南宫；从三公九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所推荐的官员和他们的学生门徒以及过去的部属全都免官，终身不得入仕！

曹节等宦官集团17人封侯，所谓“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丧气”。

八年之后的公元176年闰五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要求解除禁锢，

此时已经20岁的汉灵帝已经明白事儿了，这位“根正苗红”的自己人虽然是昏君，但并不是傻子。

这位昏君看到自己每天胡作非为的自由，深感得来不易，再回首八年前的那场腥风血雨，觉得当时太监们的下手力度太轻了！

灵帝下诏命司隶和益州官府逮捕曹鸾押到洛阳拷打至死，又下诏各州、郡官府，重新调查党人的学生门徒、旧时的部属、父亲、儿子、兄弟，看是否还有漏网之鱼！

此次“党锢之锅”，影响空前。

因为皇帝和宦官恨透了士族官僚集团，而窦武一党的关系又几乎遍布整个朝廷角落，朝堂几乎再度为之一空。

这比当年灭梁冀一党的规模大太多了。

当年只灭跟梁冀有瓜葛的；这次却灭了跟所有士族集团有瓜葛的。

士族集团党同伐异纵有千般不对，但有一点还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确实是国家的顶梁柱。

没有他们，官僚系统是运转不动的，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三公”到“功曹”，东汉的统治根基，无论承不承认，都是已经进化到同气连枝的“士族”。

还是那句话，权力是没有真空的。

肯定会有走宦官门路的“浊流”们冲上来，但重新冲上来的这帮“浊流”们却远远没有士族集团的那百年积淀与治世经验。

更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百年豪族积淀的士族在被打成“党人”后开始由东汉的合作者转变为破坏者。

东汉已经垂垂老矣的统治大厦在不断地内耗和吏治崩塌后开始迅速走向了终点。

皇帝太监觉得党人是王莽，党人觉得皇帝太监是妖孽。

东汉名亡于“桓灵”，实亡于“党锢”。

皇帝、太监、士族，似乎每一个都不得已。

其实，随着东汉皇帝开始诅咒性短命，这四百年煌煌大汉演化到最终的权力结构导致了这架国家机器里的每一个人，通通德不配位！

回到片头那句话，汉已经太老了。

既然有始，就会有终。

十六年后，历史推进到了公元184年。

这一年，天下传出了一句世界华人都耳熟能详的十六个字：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接下来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一个时代，几乎没有之一。

浪花淘尽英雄的三国时代要来了。

传统意义上，三国是自黄巾起义开始算的。

但从正经历史角度上，三国其实要从东汉皇权彻底崩塌时才算真正入场。

十六年后，迫于国难压力，灵帝无可奈何的向的党人们妥协允许重新入仕，原因是担心党人们和声势浩大的黄巾军们掺和到一块。

党人们再次回到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东汉第一导演的惊悚剧本中，在一场权力的核爆下轰轰烈烈的连滚带爬走进新时代。

将党人们再度拉回前台，逼出三国的最初根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性质的颠覆政权行为。

张教主，该你上场了。